<>进了牢房的左手边，通铺上午休的那个人就是学习员———孟凡逊。他个头不高，身体偏胖，长着一个国字脸，额头宽大。他三十八岁，北京清华大学毕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出生在一个高干的家庭里，母亲早年去世，他和他的弟弟由继母抚养大，兄弟俩感情深厚。
他自私、贪婪，是一个缺道德不缺少知识的人。每当他的利益受到了威迫的时候，在他的心上就横放了一把刀。为了维护他的利益，他不但不择手段、下手狠毒；而且，从他的眼睛里发出的不是恶狠狠的吓人的凶光，而是亮闪闪的刺眼的刀光，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也决不敢跟他对视的。
他被囚禁的原因是这样的：一家企业给他作担保，他从银行贷款了二仟万。不到三年，二仟万的五分之四在股市上打了水漂，剩下的五分之一他在上海的郊区偷偷地购买了一个倒闭的小厂。他看重的不是这个倒闭的小厂，也不是它的四栋厂房和设备，而是小厂脚下的那块土地。因按期未还贷款；所以，银行把那家企业告上了法庭。银行拿回了二仟万，那家为他担保的企业损失了二仟万。这家企业又把他告到了某区公安局，区公安局以诈骗罪逮捕了他，区检察院以诈骗罪批捕了他，区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了他二十年有期徒刑。他上诉到了中院，中院二审判他无罪。
他在牢房里被关押了整整的三十个月。在他被关进看守所的当初，他就知道这是一场不但要凭实力和意志，而且还要靠技巧和本事与对方斗智、斗勇的长跑比赛开始了。他请律师给他带来了二十几本有关中国历史和中国法律方面的书籍，他利用这二年多的时间，在牢房里不但潜心研究了中国历史，而且还潜心研究了司法理论。最后，他不但获得了意料之中的收获，而且还稳妥地获得了这场长跑比赛的冠军。他认为他这三十八年中做错了二件事——第一件，是投资股票；第二件，就是当初不该学经济。第一，他认为股市就是赌市，就是把那些分析、假设、推理股票的涨或跌的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信息、数据拿来赌博，能不能赚到钱全凭运气。不是真刀真枪地对着干，而是地道战、地雷战，东边一枪，西边一炮，声东击西，防不胜防，搞的人晕头转向。错把那些真假难辨的信息和数据套用在了经济学的必备条件和已知数据中，进行了大量的计算，计算出能挣多少钱的数字，恰恰是他赔钱的数字，不到二年半赔了一仟六佰万。第二，他认为他当初不该学经济，而应该学数学、物理、化学或中国历史等。学数学可以创造，物理实用，化学可以满足他的yuwang，中国历史可以让他运筹帷幄。而自己偏偏学的是中看不中用、能听不能信的经济学。跟股市一样，也是把那些分析、假设、推理的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信息和数据用在市场中，尽说些夸夸其谈的空话，纸上谈兵的废话，在实战中起不到一点作用。把简单、易懂的经济学吹的神乎其神、高深莫测，编了一大堆毫无意义的让人听不懂的概念和名词，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他认为经济学就好比是一篇文章的标点符号，文章写的好与不好跟标点符号没有丝毫的关系，而增添了标点符号往往使这篇文章的本意面目全非。如果一篇文章没有写好，想用标点符号来改变它的命运，那就大错特错了。它不但起不到一点作用，而且还会乱上添乱。就像经济危机，经济学家们不编出这个即丑怪又让人惊恐的名词来，人们也不会有如临大敌的恐慌。经济学家们只有添乱的才能，决没有收拾残局的本事。孟凡逊恨股票就像恨经济学一样，他发誓永远再不碰这二样东西。
坐在通铺的另一头的二个人都是堂倌。他们一边抽着香烟，一边说着悄悄话。正在说话的那个瘦高个是李军，他的身高有一米九零，他的脸跟他的个头长的一样，也是瘦长形。二只眼睛之间的距离很近，如果用信纸把他的半个脸遮住，你一定会说他的眼长的满有样子，就是太靠外。他的鼻子很长，鼻梁又很高，下巴不但长，而且还尖，这样就显得他的脸更窄了。站在他的侧面看过去，只看到鼻子和下巴，根本看不到脸。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是铁路工程师，母亲是一家国企的会计。他的父亲个头不高，脸也不长。他的母亲个头也不高，脸虽长，但长的能让人接受。就好比一块空地，桌子长了点，放不进去，换个方向，搁在那儿反倒更合适，给人一个不期待的惊喜。家里就他一个孩子，因为长相突出，与众不同，所以在学校里同学尽拿他开玩笑；每十天、半个月就有一个绰号，十年下来没有一个是重复的。他性格孤僻，不爱说话，几乎没有朋友。心思重，做起事来从不手软，他一脚可以踩死一只兔子或一只猫。高中毕业后在家里待业四年，几乎就没出过门。和父母的话也很少，天天守着电脑过日子。四年后，父母给他在家门口的一个商用楼的三楼开了个网吧。他收了一张十元钱，钱的一个角损坏了，他要求那个女孩换一张。那个女孩不但不换，反而说道：“就是四个角都没了，也比你长的有脸面。”他走出收款台，一把提起那个女孩就像提一只馊了的羊腿，走出门外扔下了三楼。结果那个女孩摔断了一只胳膊，一条腿，去了六颗门牙。虽然能吃、能喝，但是嗓子发不出音。他刚刚接到法院的起诉书，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了他。毕少波看完起诉书后用律师的口气说道：“如果那个女孩真的不会说话了，那就证明她残疾了，量刑肯定会重的多。”他思谋了一会又用同样的口气继续说道：“现在的关键是让医院出个证明，一、证明她原来就不会说话。二、证明她能恢复，但恢复后可能说话的音调刺耳、难听；经过一段时间不断地练习、修正，慢慢地一定能好，就像正常人说话一样。”
毕少波就是另一个堂倌。他是湖南人，父母是教师，他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学的是哲学。人长的精神，也有男人的样子，说话、走路、做事、哪怕一个手势，一个眼风或做一个见不得人的动作，也显得有档次。一次范管教休假回来，笑眯眯地走进牢房，在通铺前的空地上走过来、走过去；看看这个，望望那个。三十秒钟后用长辈的语气说道：“这次我登泰山，爬华山，站在山头上什么也没看见，看见的全是你们。你们排着队一个一个地从我的脑子里跑出来，在我的眼前晃悠过来，晃悠过去，赶都赶不走，你们说这是为什么？”有人说：“范管教的心里装着我们。”又有人说：“天天在一起有感情了。”还有人说：“放心不下我们。”范管教笑吟吟地望着毕少波，就好像要用手里攥着的一件神秘的物品来挑起孩子的兴趣，用让孩子猜猜的神情问道：“你说说这是为什么？”毕少波利落地说道：“因为我们重于泰山，险过华山；所以”范管教听完后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最后哭笑不得的流着泪离开了牢房。还有一次，轮到了范管教给犯罪嫌疑人**律课，范管教跑到牢房里对毕少波说：“法律课照着书本念没劲。我想把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区别用个形象的比喻，把课讲的生动点，也好提起大家听课的精神头，你说用什么做比喻更形象？”毕少波望着窗外的一个楼角，慎重其事地说道：“你把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比作是一栋二十五层的高楼。二十年有期徒刑就好比在二十层，无期徒刑就好比在楼顶。表现的好了就往下走，表现的不好就在楼顶的平台上待着。”这比喻让范管教非常地满意。当天下午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听范管教**律课，二楼会议室里坐了一百多号人，各监室打开电视机，大家盘腿坐在通铺上边看、边听、边做笔记。当范管教讲完这个比喻后，一位未决犯问道：“那死刑犯呢？”范管教未加思索顺着高就爬了上去。说道：“死刑犯就好比在直升飞机上，用直升飞机的绳索把死刑犯吊在空中。”毕少波在监室的通铺上盘着腿正听的津津有味，当他听到这里的时候两只手捂着脸连声说道：“完了！完了！完了！”课讲完了，范管教一出会议室的门正好遇见了方所长。方所长拉长了语调说道：“还直升飞机呢，你干吗不说火箭呀！”范管教听了这话觉得不对劲，一路小跑下了二楼到了牢房里，问毕少波死刑犯用直升飞机作比喻是否妥当。毕少波果断地回答道：“这比喻太妥了，时间一到，绳索一松……。”他举起右手做了个物体向下垂落的动作。范管教疑心地问道：“那为啥方所长还说干吗不用火箭？”
“火箭？”毕少波惊讶道。他低着头，那脸上的表情别说有多痛苦了，仿佛用手可以掐出苦汁来。自言自语道：“好像成本高了点。”
毕少波大学毕业后到了上海，在上海一家化妆品公司担任销售主管。四年后辞去了工作，自己做了十二个化妆品的上海总代理。在一次全国化妆品的展销会上，认识了本市某化妆品公司的老总。二人一见如故，相识恨晚，一拍即合达成了如下协议。内容是：这家化妆品公司投资现金五十万元，铺货五十万元，在上海创办xxx化妆品有限公司上海销售分公司。毕少波担任分公司的总经理，负责该公司化妆品在上海的推广和销售。一年半后，上海销售分公司倒闭，五十万元现金和五十万元化妆品全部打了水漂。化妆品总公司的老总把毕少波告到了某区公安局，区公安局以诈骗罪在上海逮捕了毕少波，并押回本市。区检察院以诈骗罪公诉了他，区法院一审判他无罪。毕少波说：“虽然我无罪，但我一定有错，我会赔给他们一百万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