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斌和刘民水、张冬来到香樟省云随市云留县龚岭乡。
云随市为云留县，随阳市各取一字而名。云随市级机关驻在随阳市。
郑斌的老师，矿冶学院的范佳磊教授打电话告诉郑斌，龚岭乡的乡镇企业龚岭铅锌矿因为经营不好要对外招标出售。
范佳磊的同学严骐任香樟省地矿厅厅长。范教授得知郑斌想做实业，便请严骐帮忙，找一处矿产开发。严骐表示，开发新矿产会有一些政策上的麻烦，最好是收购旧矿山企业。
龚岭矿的信息就是严骐告诉范佳磊的。
根据地质勘探的资料，目前龚岭铅锌矿的资源储量大约在700万元左右，龚岭乡开出的转让价为200万元，利润空间不大。
郑斌对龚岭乡的铅锌矿并不陌生。他上大学实习时，曾经和范教授一起去过。范教授当时指着脚下的土地，对郑斌说，这里很可能是我国最大的铅锌矿。
但当时郑斌看到的龚岭铅锌矿的规模，顶了天也就是一个中型矿。他不知道范教授为什么这样说？
接到范教授的电话后，郑斌告诉了刘民水和张冬。
深圳810事件后，沪深两地股市都受到重创。郑斌一直在寻找新的生意，他想，一旦找到新的生意，他要叫上刘民水和张冬一起做。
开矿是他们的专业，刘民水和张冬都愿意做，只是觉得龚岭矿的前途不大。
何晴提出来，目前龚岭铅锌矿的资源储量估值约700万元，是根据目前铅锌的市场价格来计算的。如果以后铅锌的市场价格跌下来了，龚岭矿就值不到700万。但是龚岭乡开出的转让价200万元则是刚性的，不会随着市场变化。
何晴说的是龚岭铅锌矿的估值风险问题。
于是，郑斌便到玫瑰市，想跟范教授好好谈一谈。
范教授说，他认真研究过龚岭铅锌矿的地质勘探资料。他坚持认为那里蕴藏着一个很大的，很可能是国内最大的铅锌矿，而且是国内品位最高的铅锌矿。
当年龚岭乡开采这个铅锌矿的时候，他们所依据的地质勘探资料，是80年代省地矿厅做地质普查时的勘探资料。
那个时候，勘探设备和技术手段都比较落后，形成的资料比较粗。
范教授曾经下到龚岭矿的矿井，采取过很多岩石样品。经过研究，分析，他认为那里蕴藏着丰富的铅锌矿，但他一直没有告诉外人。
郑彬坦率的说：“范教授，我如果去做，是和刘民水，张冬一起去做。
我们做股票赚了一些钱，投资不会有问题。问题就是，我们觉得这个矿的油水不大。如果只有700万元的矿藏，我们做不了几年就完了。
我和刘民水，张冬都是您的学生。我们的想法，当然是要赚钱，但还有一个，我们希望安定，不想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您说那里有大矿，可靠性有多少？”
“郑斌，你是矿冶学院毕业的，你问这个话都可笑。
你应该知道，地质勘探这种事，本来就是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就算是找到矿了，能不能进行商业开采又是一说。
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你们都是我的学生，我只会为你们好，不会害你们。但我实在也是不能够给你们打保票，我只能说可能性很大。”
范教授喝了口水，继续说：“抗战初期，日本军方高层有北上还是南下两种意见，北上就是进攻苏联，南下就是占领东南亚。
而北上和南下的最主要考量，就是石油。
后来日本决定南下，就是想要夺取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石油。当时，日本的一些大公司也在我国东北地区勘探石油，但他们没有找到。
可是你知道吗，当年日本的一口勘探试验井，离我们现在大庆油田的一口主力油井只有30几公里的距离。
如果当时日本人在我国东北找到了石油，整个世界的历史都要重写。
日本公司有当时最好的设备，也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他们为什么没有找到石油呢？差距就在于理论不同。
李四光教授运用地质力学，认为陆相地层有可能产油；而日本人仍然依据海相地层产油的理论。
我现在就是依据岩石样本，进行理论推导，认为龚岭乡地区蕴藏有一个大的铅锌矿藏。
郑斌，我不做生意，但道理我懂。
所谓机会，是在别人都没有看到的时候；一旦大家都看到了，就不叫机会了。
龚岭乡蕴藏有一个大的铅锌矿藏，我个人认为至少有50%的把握。
我的意见，你先把那个矿给盘下来，多少还是有钱赚，赚的钱再来勘探新矿。如果有，那就不用说了。如果没有，你也不至于亏损。”
范教授的话，激起了郑斌的好胜心，他决定闯一闯。
范教授还告诉郑斌，他和严骐都是1966年考上大学的。他们住在同一间宿舍，关系非常好。毕业后，他们分到不同的地质勘探队。
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以后，他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严骐则一步一步地走上官场。
范教授还说，严骐很重师生情谊，小事你不要找他，大事他一定会帮忙。
郑斌回到深圳，把范教授的话告诉刘民水和张冬。两个男人还没来得及表态，何晴先开了口：“要是大家都知道龚岭有一个大的铅锌矿藏，也就轮不到我们了。”
这话一锤定音。
郑斌把他们的决定告诉黄启明时，他很不以为然：“郑斌，做事要看大势。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从农村进入到城市。我们国家是要走工业化的道路。
你要想做实业，就在深圳做不就行了吗。”
“黄总，国家工业化，不正是需要这些基础的原材料吗？”
“郑斌，你想过没有，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这里的机会才多。
你到乡下开矿，一共也就700万，还不知道要几年才能赚到。你做大里山股票，一笔都不止赚700万。这个效率你算过没有。
唉，算了，人各有志，你想定了就做。”
郑斌没有把龚岭地区可能蕴藏有一个大的铅锌矿藏的情况告诉外人。
曲艳叮嘱：“郑斌，生产型企业的成本核算很重要，跟贸易企业完全不同。
另外，乡镇企业往往财务管理比较混乱。你不能光看大账，要十分过细，每笔往来账都要核实，资产、库存也要核实。”
郑滨知道曲艳的意思，她是担心何晴的业务能力。何晴原是矿上学校的会计，盛源公司又是贸易型企业。何晴没做过生产型企业的财务。
郑斌又告诉孟玉春。孟玉春并未反对，反而告诉郑斌，他也要离开深圳，离开锦世公司，回部里去。
孟玉春夫妇二人都是从外地考入北京的大学，然后留在北京工作。
今年，孟玉春的儿子上小学。他妻子为了儿子能上一个好的小学，求遍了人情，伤透了脑筋。妻子自然有些怨言。
孟玉春考虑到家庭，也考虑到儿子的教育，就跟领导提出来想回部里工作。领导也同意了，国庆节以后，孟玉春就回北京部里工作了。
孟玉春把家里的电话留给郑斌，要郑斌安定下来以后，就给他打电话。
郑斌和孟玉春相识不过两年，但两人就像结交多年的老朋友。
郑斌又去跟薛英告别。
薛英说：“办一个生产型企业，最重要的就是钱不够花，到处都要花钱，预算一超再超。
杜峰在家乡办轧辊厂，原来预算是100万，现在已经花了120万还打不住，估计还得三四十万才行。
郑斌，办实业肯定好。黄总说国家要实行工业化，这肯定没错。工业化对原材料的需求也肯定不少。杜峰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才回家乡办轧辊厂。
办实业最重要的就是在花钱方面要卡紧一点。有些钱是需要花，但要分个先后，有些可以后花的钱就先拖一拖，等赚了钱再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