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司马防（我们那个时代是不可以直呼父辈祖辈之名的，外人对我们也不行，但如今我不妨遵从你们的习惯一切从权了。我的确是一个很善于变通的人），即是那个曾经举荐过曹公的人。当年二十岁的曹公被举为孝廉，以一个通常的虚衔郎官挂名，正是因为我父亲的举荐，才出任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官职洛阳北部尉的。我父亲当时已是尚书右丞。
这件事曹公一直记得，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五月曹公被封为魏王之后，曾经专门派人将我父亲接到邺城，在王宫里设宴与我父亲欢饮叙旧。当时曹公志得意满，不免骄态毕露，他问我父亲道：“孤今日可复作尉否？”那意思大概就是说，你现在还认为我只适合做一个县尉，或者说你能想到一个县尉出身的人能达到今天的成就吗？我父亲回答曹公的是：“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我当初举荐你的时候，你只适合做一个县尉，你那时只能做一个县尉，现在的你当然不可回去做一县尉了，你如今不是县尉的材料了，一生不事阿谀的父亲就是这样回答不可一世的曹公的。
曹公少不从学，虽然机敏善谋，却任性好侠，放荡不羁，无视传统，不修德行，所以早年并未得到多少重视。他当初所以能够被推举为孝廉，获得出仕的资格，完全是因为他那曾做过中常侍，爵封费亭侯的爷爷曹腾，和他那出身来历大有争议，却深得灵帝器重的父亲曹嵩。无论是汉代的察举，还是后来的九品中正制，都无非是世家大族，豪门贵戚垄断权位的法门，那一句“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童谣，就足以道出这种选拔制度的实质与弊端。
东汉时的尚书台诸官虽然品秩不高，但尚书台却绝对是位近中枢的一个中央决策机关，尚书台的长官为尚书令，下设仆射，尚书左丞负责协助尚书令总领纲纪，尚书右丞负责协助仆射打理朝中各项杂务，包括选拔提拔纠弹等等，所以由我父亲来举荐曹公看上去十分合理。
我不知道这事私底下是否有什么暗箱操作，我父亲的举荐是否得到过曹嵩或其他人的运作，但我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儒家传统很深，持身很正的人，料想不会接受什么贿赂。
以他的地位，人家也未必需要贿赂他，只需要通过上司或某人的一个暗示，几句开导即可。
我父亲既是这样的人，料想对那时的曹公也不会很看好，但是他既然身处权利场中，就不免要顺从权利场的一些规则，屈服于某些事某些人，不然他将在其中寸步难行。
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人，我父亲既然不是圣人，不是一个强势之人，不具足够的影响力和才能，他就无法免俗。
所以不得不厚黑一下的他便举荐曹公做了一个洛阳北部尉，洛阳令的佐官。
其时的曹公没有显示出什么学问，没有特殊的功绩，没有过人的表现，他也只能从基础开始，按部就班地开始。他能够一出道就身处京都重地为官这已经很不错了，这还是沾了他家族的光，沾了官场规则的光。
事实证明，曹公得到的这项任命对他一生的发展都具有非常的影响，他的五色棒因为舞动于天子脚下，尤其焕发出了夺目的光彩，益发惊心动魄。这就像孙大圣的金箍棒一样，它如果不曾直指天庭，虽然不至于像在龙宫里一样，只能做一根镇海的神针，默默无闻，但肯定难以如此响彻天地妖三界。
五色棒和金箍棒作为一种成名的利器，固然要因人而异，曹公与孙大圣固然是那种放到何处都必然与众不同，出手不凡，足以左右天下视听的人物，但天庭与天子脚下之地到底为他们的成名带来了非同一般的效果，所以曹公无论如何该感激我的父亲。
无论如何，无论我父亲是出于怎样一种心理，出于怎样一种原因来举荐他的，他都该感激。
曹孟德以一个小小的县尉而震动京师，而震动天下，世人一夜之间为之侧目，他的仕途由此敞开，他的声名和事业的基础由此打下。从根本上说，这种结果是他自己造就的，从现实、事实来说，这种结果也是我父亲造就的。这就好比渴了的你不经某人倒水，自己倒一杯水也足以解渴，但某人毕竟为你倒了，所以你还是不能不感谢人家。
偶然在某种时候等同于必然，无心有时候等同于有心。
我曾经无数次听人道过此事，此事告诉我的就是，要把帮助别人变成你的自主的行动，不管是何等的小事，不管别人是否需要你，你的帮助是否会成为某种必然。
莫因善小而不为，无心插柳柳成荫，在这里说的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将无心变为有心，即使你的行“善”是一种利己的行为，这对你也益处莫大。一个广泛的好人缘，会使你道路顺畅，一个即使没有丰厚回报的感激，至少也将化为托起你的空气，这种利己行为毕竟比为“恶”好得多。
处世之道也即为人之道，人情也即路子，无论官场、商场，无论是何种生存，这种路子都是必不可少，作用巨大的，所以我们平时必须要尽可能地多多储蓄种种人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你存钱要有益得多——这里体现的正是厚黑的处世哲学。
我是善于学习思考的，我很多时候从利己的角度去接近“善”，实践“善”，但我仍然获益匪浅。你若想成功，就得先像我一样去用心学习思考，将很多东西变为原则，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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