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这封亲笔信，前半段，是向关卓凡报告江宁退役湘军的“赎官”以及发送回乡的情形。
曾国藩去江就直，留在江宁的退役湘军，犹如野马没了笼头，囊中金尽之后，不事生产、无以生业的，就开始骚扰地方，作奸犯科，成为江宁乃至两江的心腹大患。
关卓凡谋之于曾国藩，威逼利诱，反复折冲，终于迫使曾国藩接受了以下方案：
留在江宁的退役湘军，九品十八级，朝廷以最低一级三百两银子、最高一级五千两银子的价格，“赎回”他们头上、身上的一切顶戴、功名，然后，发送回湖南老家。
而曾国藩“客气”，主动“降价”，“赎官”的最终的价格，定在最低一级二百两银子、最高一级三千两银子。
其中曲折详细，本书前文已有长篇大论，在此就不赘述了。
迄今为止，这件庞大而棘手的工程，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即是说，湘系在江宁的力量的百分之八十，已经被“连根拔起”了。
换一种说法，江宁这个湘系的大本营，已经回到了朝廷的掌控——或者说，进入了关卓凡的掌控之中。
事实上，即便曾国藩不写这封信，江宁退役湘军的“赎官”以及发送回乡的情形，关卓凡也是清清楚楚的。
两江、湖南都有详尽的报告，而“赎官”的资金，又来自于“江淮盐业公司”的利润，因此，关卓凡手上的数据，不论人数还是花费，都是精确到个位数的。
曾国藩自然晓得关卓凡啥都晓得，但还是在眼疾初愈、目力孱弱的情形下，亲笔写了这封信。
而且，一笔一划，一丝不苟——一切数据，也是精确到了个位数，并同关卓凡掌握的数据，严丝合缝。
当然，曾国藩做这份报告，即便在台面上，也没有任何毛病——并没有任何越两江之俎、代湖南之庖的嫌疑，他本来就是奉了明旨，同两江总督、湖南巡抚一起，“实心协力”，办理此事的。
数据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通过报告和数据表达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在之后的一段话里，有着更加清晰、更加明确的表达。
曾国藩说，发送回湘的退役兵勇之中，“惫懒之辈甚伙”，因此，不能不对如下一种可能性“预为之备”，即，一班散兵游勇，发送回乡之后，依旧不事生产，“金尽之后”，掉头返江宁，“故态复萌”。
如是，一定要“不问情节轻重”，“立予捕拿”，“明正典刑”，“以儆后来”，断不可“恩不忍诲，义不忍割”！
这个，“杜凶于渐，防妖于萌，则凶销妖灭，害除福凑”，不然，“小隙易弭，大忿难敉”，等到重蹈覆辙才亡羊补牢，必事倍而功半，“此朝廷、地方皆不可不慎者也！”
看到这儿，关卓凡不由微微动容，感叹着说道：
“‘恩不忍诲，义不忍割’——切中肯綮！‘杜凶于渐，防妖于萌，则凶销妖灭，害除福凑’——可圈可点！‘小隙易弭，大忿难敉’——更是警句！”
顿一顿，“涤翁苦心孤诣，老成谋国，以忠、以公、以正，我受教了！”
“王爷金奖，”赵烈文说道，“中堂荣于华衮！”
“惠甫，”关卓凡摇了摇头，“不敢这么说——我是视涤翁如师的。”
赵烈文微微俯一俯身，不再说话。
关卓凡继续看了下去。
很快，赵烈文就留意到，辅政王的眸子中，隐有光芒跃动。
这是意料之中的——较之前半段，信的后半段的内容，更加重要。
“小隙易弭，大忿难敉”云云之后，曾国藩笔锋一转，几乎没有做任何的过渡和铺陈，便说道：
我拜读辅政王的祭“江阴阎忠烈神将军”的雄文之后，“心绪激荡”，“扼腕击案”，“无以自已”，“乃嘱小犬端楷大字恭录之，悬于内室南壁”。
“清夜梦萦，不能安枕，揽衣而起，举烛照壁，低吟慢咏，每至‘既不论周、殷，又何分旗、汉？今时今日，其惟知华夏矣！’——即欲击案！即欲浮一大白！”
“扼腕抵掌，绕室徘徊，长以太息，不知东方之既白。”
关卓凡太意外了！
他祭阎应元的那篇文章，早已传遍全国，其中满、汉之关节，真正才智之士，皆有所动、有所感，不过，这个事情太敏感了，再怎么“动”、再怎么“感”，也只能“默喻”，或者，只能在最亲密、最信任的朋友之间，私下底讨论，今日之前，还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人士，就此做或公开、或直接的呼应。
另一方面，关卓凡对于相关进程的推动，也是十分谨慎的——一步都错不得的！因此，他并不亟亟于“有分量的人士”的桴鼓相应，若说话的人，身份不合适，说话的时机不合适，帮倒忙的可能性还更大一些。
关卓凡曾经反复盘算过，第一个站出来“做或公开、或直接的呼应”的“有分量的人士”，会是谁呢？
或者说，该是谁呢？——我应该挑谁来做这个“第一个”呢？
他想过很多人，满人不计，汉人中，左宗棠、李鸿章都在候选之列，但是，这个长长的名单中，从未有过曾国藩的名字。
原因呢？
很简单，第一，曾涤生是天底下第一个忧谗畏讥之人；第二，敉平洪杨之后，其心气已衰，不再有什么进取之心，满脑子想的，就是一个“持盈保泰”——这是通天下都晓得的事情，算不得什么秘密。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在本朝第一敏感之事上，做出头鸟呢？
还有，你看看这些文字，“心绪激荡”、“扼腕击案”、“无以自已”、“即欲击案”、“即欲浮一大白”、“扼腕抵掌”——
这像是一个最讲究“持志养气”的道学大家说的话吗？
还有——短短一段话，居然出现了两次“扼腕”、两次“击案”？
嘿！
另外，做文章最讲究起承转合，而如前所述，曾国藩的这封信，前后文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过渡铺陈，这——
这固然是因为曾国藩目力尚弱，没有多余的精力写废话，但是，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因为“心绪激荡”、“无以自已”而“直抒胸臆”、“不藏不私”？
“阿谀取容”、“闻风希旨”什么的，同曾涤生是扯不上关系的；而曾某人经已拜相封侯，且“相”是首辅，“侯”是世袭罔替，人臣的极峰功名，都已有了，再加上表里如一的清廉，若说他在功名富贵上头还有所求，天底下大约也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那么，这封信，这番话，所为何来？
往下看。
曾国藩说，“拜读”了辅政王的祭文后，回过头，再去“恭读”对法宣战诏书，更有所悟，真正能明白了，何以“我华夏为寰宇至坚忍果敢之族群”？何以“此役为我华夏淬火之役”？何以“我四万万华夏赤子，挥汗可成雨，众志可成城”？
这三句话里头，都有一个“华夏”。
很明显，曾国藩“所悟”之重点——譬如，“我华夏为寰宇至坚忍果敢之族群”，重点不在“坚忍果敢”，而在于“华夏”。
另外两句，情形仿佛。
曾国藩的话里，有一个小小的BUG，“我四万万华夏赤子”，是关卓凡祭阎应元文中的话，对法宣战诏书相应的原话是，“我华夏赤子、志士仁人，恒河沙数”。
这个BUG，不晓得曾国藩只是搞混了，还是刻意为之？
不过，这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
态度！态度！
关卓凡亦不由“心绪激荡”了：
不论原时空还是本时空，曾国藩都是那个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人，目下，在历史的大关节点上，第一个站了出来，对我的改天换日，桴鼓相应的，又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