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的事，郑斌没有经历过，但也听父母亲说过，实在是不堪回首。
“俞所，修正税制的事难道没有报告中央吗？”
“我在财校上学时，曾经在图书馆专门找了当年的一些资料查看。
当时财政部把修正税制的草案递交国务院，那位财政部长后来回忆说，当时总理是逐字逐句的审看了一个多小时，问了一些问题，也提了一些意见。
根据总理的指示，财政部经过修改以后形成正式文件上报国务院。经国务院批准，他们才对外公布的。
财政部的直接领导是国务院，财政部没有权力越过国务院直接向中央报告。所以，财政部不应该承担没有向中央报告的责任。
国务院总理本来就是中央领导，而且国务院的事情极多极杂，也很难每件事都向中央报告。
那一次的事叫‘修正税制’，并没有改变原来的税收体系，只是对原来税制中有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条款做一些修正，这是属于税务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业务性工作。
国务院有很多部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业务工作，难道所有的业务工作都要向中央汇报吗？那中央光看这些报告都看不完。
何况这些部门的业务工作，中央也不一定都能够清楚地了解，那怎样去评判好坏优劣呢？
去年我们县发生地震，市税务局马上通知我们县税务局，对受灾乡镇和受灾农户减免当年的农业税。
这是市税务局职权范围内的业务工作，不需要省税务局的同意，只是向省税务局报备。
所谓的向中央报告，就是向最高领袖本人报告。
实际上，国务院向中央报告了，只是这份报告到1953年1月5日才送到最高领袖的办公室，而新税制是1月1日发布的，报告只是晚了几天。
说没有向中央报告只是一个理由，最高领袖是要借机发难。”
“他为什么要借机发难，是什么目的？”
“这就是政治上的事了，不是我们小民能够弄明白的。”
“还有，俞所，最高领袖说‘找资本家商量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件事我也查过资料。
那一年，国家准备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并成立了一个全国工商联筹委会。
工商联的职责就是联系非公经济成员。当时税收上的问题就是私营企业税收下降厉害，修正税制其中一个目的，是希望私营企业的经营活跃起来。
所以，财政部决定把修正税制草案送给全国工商联筹委会，请他们开会讨论提意见。全国工商联筹委会同意财政部修正税制的做法。
这就是最高领袖说的‘找资本家商量’，‘得到资本家叫好’。”
“俞所，我就不明白了。全国工商联不是中央同意成立的吗？又不是哪个人私下搞的组织。
听最高领袖的意思，他好像极不感冒似的；既然不感冒，为什么还要设立？”
“郑总，这就是政治，是我们搞不懂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最高领袖其实只在意一件事，就是‘公私一律平等’。
但新税制是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是在纳税方面平等，并没有牵涉到其他方面，更不会牵涉到政治方面。
但最高领袖断章取义，把这件事弄成了一个冤案。这就是当时的政治生态。”
“俞所，我来做一个假设。
假设当时财政部没有使用‘公私一律平等纳税’这样的说法，而是用专业性的说法，比如‘企业均执行同一税率’。这样，可能就不会有那场风波了。
我猜测，就是‘平等’这两个字，刺激了最高领袖的神经。”
“郑总，你说的对，就是‘平等’这两个字惹的祸。
在那样的政治生态下，新税制被全面废止。而旧税制的错误方面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更加偏激。
首先是公私关系完全改变了。全面恢复了对公企的税收优惠和减免，加重了对私企，尤其是对私营商业企业的税负。
党对私营企业的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对私营经济由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转变为逐步消灭的政策。
其次就是改变了工商关系。用具体的税收手段来发展工业，抑制商业；不仅是抑制私营商业企业，也同样抑制公有的商业企业。”
“俞所，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难怪改革开放以后，私人老板最先做的就是商业，也就是过去说的投机倒把，长途贩运，二道贩子。”
“对。就是因为那时我们国家的商业极不发达，而私人老板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他们就从这个领域最先发财。
那时就有领导说，要‘两通’搞活，就是指交通和流通。
税收是经济的调节阀，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抑制经济发展，甚至可以造成经济衰退，崩溃。
后来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大家都看到了，虽然不能说责任全部在税务方面，但至少那种不平等的税制起了相当的坏作用。
讲主义，讲理想，很容易。可要讲柴米油盐，讲老百姓穿衣吃饭，就难了。
我始终弄不明白，过去总说讲政治，那么贫穷，你讲什么政治。连饭都吃不饱，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
“俞所，说到讲政治，我也是很不理解。”郑斌讲了大里山铁矿进口设备和向外商提起索赔的事，
“那家外企恶意设置一个装置坑害我们，诈我们的钱。可我们有些官员置国家的经济利益于不顾，空谈什么‘友好’，也是说要‘讲政治’。
我也是始终弄不明白，没有经济做基础的政治，有用吗？”
“郑总，我是衷心拥护改革开放的。大的不说，只说我们税务部门。
我听那些老同志们说，过去我们县税务局，要是能够收到100万元的税，那我们局长就要当劳模，带大红花。现在，我们一个专管员就可以收到100万。”
“俞所，公私一律平等牵涉到政治问题，那工商平等交税应该不牵涉到政治，为什么也要改呢？”
“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眼里，工商平等纳税是个经济问题，跟政治无关；但在有些人的眼里，它就是政治问题。
政治在那里呢？
那个外国人老马，在他的主义里说，商业不创造价值，只有工业才创造价值。言外之意，商业剥削了工业。
而在我们国家，又有传统的抑商思想，一拍即合，不谋而合，成了理想、主义的一部分，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
我不懂深奥的理论，我只看实践层面。如果没有商业，工业根本玩不转；商业越发达，工业才会越发达。
我们县有一家国营林场，改革开放后，1980年买了一台设备，请了一个师傅，带了两个没有工作的职工家属，办起来一个木制品厂，生产夹衣服的木夹子。
生产很顺利，产品质量也好，但效益始终上不去。原因很简单，就是卖不出去。
木夹子是典型的小商品，本小利也微，他们不可能派销售人员出去推销，所以他们一筹莫展。
1981年，牡丹市金平街形成了小商品市场。林场的场长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到小商品市场找到了一个姓沈的商户，那个人就帮林场推销木夹子。
现在过去十年了，那个国营林场的木制品厂依然还是生产木夹子，但员工已经由原来的3人增加到现在的17人。现在我省听说有十几家生产木夹子的工厂。
听说那个姓沈的商户，现在一年可以批发木夹子3亿多个；不仅卖国内，还卖到国际市场去了。金平路的商户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木夹大王’。
生产木夹子不需要用正规的木材，只需要用枝桠材就可以，属于废物利用。虽然利薄，但成本也低，原材料基本不用花钱。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来，如果没有商业，或者商业不发达，工业也绝对发达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