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九日
天气热不可耐，昨晚在地板上睡了一夜。醒来的时候还不到四点钟，趁着立群和孩子们还在睡，索性把积下的字债还清了，一共写了四十二张。
吃早饭的时候，世英问我：“爹爹，你到苏联去，好久回来？”我回答不出，眼泪有点汹涌。
自己的心境是在哀乐之间。能够到苏联，自然是多年的夙愿，但把年青的立群和幼小的儿女留在重庆，于心实在难忍。假使可能的话，我想在国外久住，或者索性往英美去游历一番。究竟什么时候回来呢？实在回答不出。
发现洗脸时所常用的一面镜子被用人打破了，心里很不愉快。为什么不早不迟，独于在今天我要动身的时候，镜子要被打破呢？尽管说那是迷信，心里总有点黯然。
送行的朋友不断地来，有带照相机来的，也照了好几张相。立群说我的头发太长，应该赶着去理一次发，九点半钟的时候，我在忙乱中把汉英一同带了出去，在附近一家极简陋的小理发店里把头发剪了。汉英，我们是打算让他到飞机场去送行的。回家的路上，我不免有几分凄凉地告诉他：
——汉英，你要大些。爹爹走了，你要好生听妈妈的话，不要和弟弟妹妹们一同懊气。
他默默地在我旁边走着，没有作声。他似乎已约略知道了一些别离的滋味。十一点五十分的时候，同朋友们一道用中饭。送行的人太多，只好轮流着立食。
刚好把中饭吃完，苏联大使馆的汽车来了。立群叫用人们把小的孩子们带开了，免得他们啼哭，连汉英她都临时改变了计划，叫他去睡午觉，不让他到飞机场去了。
朋友们送我到市民医院门口，握手告别了。只有少数的人，分乘着两部汽车，向枇杷山驶去。
天气热得难耐，到了大使馆的时候，安南略先生接待着我们，开了几瓶香槟酒以壮行色。飞机是两点钟起飞，时间已经迫促，没有多作逗留，便赶着动身。米克拉雪夫斯基参事也赶来了，他本打算到飞机场的，但因中暑，有些热候，便中止了。
安先生，苏牧先生，立群，我，同坐上一部汽车。要回国述职的邵鲁诺夫秘书，他同行李另外坐着一部，由枇杷山出发，经由两浮支路，驶向九龙坡的飞机场。
九龙坡离城十二公里，飞机场临着长江，并不甚大。这儿立群和我都是第一次来。飞机站是一层的建筑，背着江面，周围有些洋槐围绕着。站内进门处一左一右有两个柜台间，左手是美国人办公的地方，右手的是中国人。一进站，先在右手间投到，据执事的人说：中国人出境还要有外事局的许可证，不然便不能起飞。这一消息出乎意外。因为时间太迫促了，还要回城办许可证，万万来不及。外事局照别国的惯例应该是管理外国人出境的事情，今天刚刚相反。打电话进城去一时得不到着落，安先生又连忙派了一部汽车回城，请大使馆就近办理，我们便坐在站里等候回信。
费德林博士赶来了。制片厂的司徒慧敏和另外的几位摄影同志也赶来了。等到快要两点钟了，许可证还没有消息。执事的人来催问，假使得不到许可证，要到美国人那边把乘机证取消。我心里为这事反而有点高兴：今天能够不走，索性走不成，倒更好。人事是尽了的。外交部发了护照，美军司令部也特别优待，没想出还有这么一道难关。
然而碰巧，飞机迟了刻。不仅二时没有到，就是三时，三时半，都没有到，而许可证也同飞机的迟到在比赛，迟迟地得不到最后的着落。时间沉闷地过着，热，汗，电扇鼓着温风。
快要到四点钟了，对山有号角的声音，报告飞机到站。那就是我们所等待的飞机。乘机的人都在做准备了。许可证还没有送到。执事的中国人又来说，要去取消乘机证了。但就在这时候，右手内部的办公室里面又有人出来，说是接到城里的电话：许可乘机。这一来我好像得了赦令，但又好像受到了判决，无论如何非走不可了。我有点茫然。立群为我倒了一杯凉水来让我喝，又把手巾蘸湿让我抹了一次脸。送行者的姓名都被调查了，我们便动身走出机站。立群只同我说了一句话：到那边去少喝些酒啊。我在心里发了誓，绝对要记住她的叮嘱。
在一架中型的运输机下和大家握别，摄影的朋友们不断地摄影。当我和立群握别的时候，费博士很愉快地说：假使在我们苏联，是要来这一套的。他把两手比成拥抱的形式。但我们没有拥抱。
上了飞机。立群在下面对我说：他们还要我们演一个场面。慧敏导演着，要我从飞机上和立群握手。管飞机门的一位美国青年，含着笑，闪开了。摄影完毕，碰的一声，铁门关上了。
飞机上的座位在两旁的窗下，可以坐三四十人光景，但乘机的只有九个人。座位两旁有系腰的板带，要起飞了，机师叫把板带扣上以免震荡。待飞到了上空，又叫把板带解扣。后来在下降的时候也这样，对于旅客的便利，注意得相当周到。
坐在飞机上起初也还是有点茫然，待一飞定了，在上空发生着清凉的感触，脑子里的回忆就像突然开了闸的一样，汹涌了起来。
八年的抗战当中，自己所曾参与过的差不多每一个场面都交错地迅速地插换着，但一想到前途便突然现出一片白光。计自四点二十分起飞，七点二十分到达昆明，在空中足足飞了三个钟头，脑子里的回忆也汹涌了三个钟头。
昆明的飞机场很大，不断地有飞机起飞或降落；有大风，只见尘沙蒙蒙。天气倒很凉快，有点像重庆的晚秋。飞机站很简陋，墙是土砖砌成，屋顶有些漏洞。来去的都是美国的士兵，人数很多。在站上办好了手续，要明天午后四时才能继续航程，当晚便落宿在飞机场内的美军招待所。那是临时性的白落库（Ba
ack，即营房），每间屋子里面对放着四尊床，在屋底靠窗一张长条桌。我们落宿的一间已经先有两位美国兵住着，正在光着身子在电灯下纳凉，看见我们进门，他们把衣服穿好出去了。
浴室里面只有漏篷设备，冲浴了一次，同邵君往食堂进餐。定食，很简单，但很丰富。咖啡盛以庞大的乳白玻璃盅，可以任人牛饮，这却需要相当粗大的神经。
一切都是美国式，虽感方便，但亦颇觉生疏。很想到昆明市上去看看，听说还有十来公里，没有交通工具，也就只好作罢。未出中国境便已经成为一个外国人了。
六月十日
晨六时起床——时间还是重庆的战时时间，应该才只五时。太早，其他的人都还没有什么动静。到盥洗室里去洗了脸，回到居室时，发觉手表还放在盥洗室里，连忙回头去找寻，不见了。一位老公役，中国人，在那儿打扫。我疑心是他拾去了，但也不好诘问。他看见我的情形，很安闲地问我：是不是在找表？我答应了他，他从衣包里取出了表来还我，神色愈是安泰。我起了肃敬的念头。盥洗室里面有禁制：“用水有毒，不能进口”。有一个大水囊挂着，我知道是漱口用的，囊脚有几个水塞，但不知道怎么开。我在这时才请教那老公役，他把两个指头套上水塞的两翼，用拇指把挺出的活塞向内压，水便从水塞下的一个小孔里面流出了。我非常感谢。今天真是吉利，一清早便遇着这样的大好事。
昨晚睡得不甚好。天气凉，我盖上了毛毯，本很暖和，但不知道怎的，两脚的鱼肚筋老是抽筋。
在食堂里用了早饭，请食堂中的一位中国仆欧引路，我们到达了公路，在那儿搭上了美国军部的交通卡车，便往昆明城里去。公路两旁的风景树很茂盛，树叶肥厚，有点亚热带树的风味，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乘十余公里达到城区，街道却很凌乱猥杂，苍蝇、垃圾、乞丐触目皆是。吉普车穿梭式地来往，看起来美国兵好像比昆明市民还要多——当然这只是我的错觉。实际是遍街都是闲人，和重庆市头并没有两样。想象中的昆明是要更美丽些的，我有点失望了。
昆明朋友们的住处，我一个也不记得。开始想到正义街去访一位报馆里的朋友，但想在清早，过记者生活的人恐怕还没有起床。在街头看见有“联大工学院合作社”的招牌，走进去探问闻一多、吴晗的住址，知道他们住在城外，路太远，而且又是星期，不一定在家。没有办法，只好在街头流浪。
街上有黄包车，车夫的云南话却不大好懂。我问他们昆明有没有中苏文化协会，他们也很茫然。我改变了计划，向街头过路的学生样的青年问，这一问却立地收到成功。一位操广东音的青年告诉我：在拓东路胜利桥侧临江里。他叫我们回头走，走不好远的那座桥就是胜利桥，过桥倒左手，沿着城壕的那一带就是临江里了。我们照着路向走，果然找到了一家门户，有绿色油漆的铁栅门，悬着“中苏文化协会”的长牌。
秘书杨须知和其他五六人正在楼下的会议室里面准备开座谈会，要讨论关于苏联的什么。我们本来是不认识的，但一说明便都成了熟朋友，受着了很恳切的招待。我打算会田汉、光未然、闻一多、吴晗诸位，一位朋友乘着自转车便去分头通知去了。邵先生参加了座谈会，我却坐在一边把清早没有写完的一封信又拿出来写，想赶着付邮寄给立群。
我手里只有一节长不满一寸的断铅笔，还是今天清早在寝室里的长桌上拾得的。
——你没有钢笔吗？一位朋友问我。
——有是有的，被人抽去了。这儿又引起了我一段新鲜的回忆。
是六号的晚上，文委会的旧友们在我家里，开过一次小规模的饯别茶会。并不怎么宽的书房里，坐了四十来往个人。我挂在壁上的上衣插着钢笔，第二天清早才发现不翼而飞了。大约是谁取下来记录，忘记了插回原处的吧。
那只钢笔在我是很值得纪念的，那是墨色有黄环带的一只头号派克。前几年写史剧《屈原》的时候，写得太快，把笔尖触断了。费德林博士也有一只同样的笔，他便送了我。断了的笔尖，后来修理好了。同样的笔我便有了两只，因此笔套头便每每混用。然而区别毕竟是有的，费博士赠我的一只笔杆上刻有一个“费”字，我自己的一只笔套头上的塞子是掉了的。结果遗失了的是我的笔杆，费的笔套，留下的是我的笔套，费的笔杆。这样值得纪念的东西，我不愿意它再遗失，便留在家里让立群使用，我是打算到了加尔各答买一只新的。
杨秘书把自己的钢笔借给我，我把信写完了，便托他用航快寄出。
光未然来了，太不凑巧，听说田汉下乡去讲演去了。本来在中午是有一次聚餐的，寄寓昆明的前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朋友们要做一次会合，就因为田有讲演，赶不回来。改到晚上去了。
乘自转车的朋友也回来了，接着是闻一多和吴晗两位。多年不见了，意外的会合使得大家都兴奋，又因时间短促，更觉得珍惜。大家都希望我能够再留一天，邵秘书也有这个意思，我倒很想早走，希望能够去赶上科学院的开会。这只好等飞机来决定了，假使午后四时没有飞机，我们就断然留下。
在冠生园一同吃了一顿中饭。把饭吃完之后，已经是两点钟了。王晋笙赶了来，很有点不自然的样子。他一见到我便提到《孔雀胆》的上演税。《孔雀胆》去年十一月在昆明上演，收入在一千六百万元以上，照百分之三的比例，应该付我至少四十万元的上演税。但他一直拖欠着。他说了一些抱歉的话，又说要利上加利地付还，决不失信。我自然也感谢了他。（不过在我整理日记的今天，上演税还是没有消息。）
是上飞机的时候了，大家要一同去，却没有方便的汽车。在这儿晋笙卖了力气，他去找了一部很古式的大轿车来，坐上了十几个人。到了飞机场的时候，四点钟确是有飞机，便只好同大家告别。
飞机是五点钟起飞的，机型较大，坐满了美国的士兵，一共有五十来往个人。飞得很高，甚为平稳，曾用氧气口罩一次，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舒适。只是冷得有时不能支持，我把随身带着的毛毯裹上了。约略飞了两个钟头的光景，在密支那降落，乘客们通下机用晚饭。热意如蒸，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一个钟头之后又继续飞行，又曾用氧气罩一次。乘机的人多裹上毛毯，在机底上和衣而卧。将近十二时，到了加尔各答。邵先生的行李很多，而且都很大而且重，在机场上逗留了很久。一位彪形大汉，面孔有点像斗牛狗一样的英国警吏紧紧跟随着我们。把行李捆上一部吉普车，在街道上跑了很长的时间。虽然已是深夜，但街道两旁时有牛车往还，有不少的印度人在露天中过夜。跑了半小时光景，车子驶进了一座大建筑的前庭，停住了。我以为是旅馆，进去之后才知道是税关。还不是办公的时候，彪形大汉叫我们等候。到了一点过钟才开始检查，彪形大汉的那双眼睛，鼓得像两盏头灯。邵先生是外交官，他的行李是不受检查的，我的两口皮箱便受了彻底的光顾。算好，我自己并不是违禁的人，也并没有携带什么违禁的物品，虽然麻烦了将近一个钟头，算也通过了。
行李检查完毕之后，本该出关了，但找不到旅馆。邵秘书和我都是初次来印度，毫无经验，便只好坐在税关里面过了一夜。
六月十一日
宏大的税关在半夜经过了一番忙乱的检查之后，税警们都散了，只剩着煌煌的电灯照着几圆屋顶电风扇在那儿焦躁地旋转。几位印度仆欧，就像烧焦了的几架死尸一样在水门汀的地面上陈睡着。
六点钟的时候，有一位红头巡捕进来，把仆欧们蹴醒了。有几个拿了一种特殊的扫帚来拖地。那是用绳子绑的一大簇的植物纤维（似乎是麻），有四尺长的光景，没有把柄，只是用绳子拖。用起来好像很不方便，但看他们悠闲地拖来拖去，似乎也不十分费力便把地面拖干净了。
我走出庭前去看了一下，看见了那儿的街名是滑铁卢路（Wate
looRoad）。街沿上也还睡着好些印度人。不少的灰颈乌鸦在街上争吃老鼠。
七点钟的时候，邵秘书和苏联商务代办处通了电话，不一会儿有一位苏联朋友坐汽车来照拂我们。原来那税关的楼上便是一家大旅社，是有楼门可通的。我们被引向右手的楼门，但还锁着，只得又退回来，坐着汽车，转了一个街角，便到了旅舍的门口，是G
eatEaste
Hotel（大东旅舍）。
旅舍的客房听说已经住满，在一八七号房里已经住了三个人了，临时又安上两尊行军床，勉强住下。在食堂里用了早饭，将近十点钟的时候，商务代办叶尔辛来访，有五十上下的年纪，人很精干。他立刻带领我们到普列妥里亚街去办登记手续。因为税关警吏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一个钤记，限于二十四小时内在外人登记处去登记。
登记处把中国人和别的外国人是分开来了的，管理中国人登记的也是一位中国人，但他却不说中国话而说英国话。这位先生算对于我特别客气，没有什么刁难，给了我一张登记证，限于十五日内离境。这些限制不知道是什么用意。在限制者或许会觉得这十五日的期限已经够长，但在我自己倒也并不觉得这个期限的太短。假如当天便能够起飞，我倒是心香祷祝的。
登记手续办完之后，随着叶尔辛先生到他的代办处去坐了一下，一个大厅的正中有几位男女职员在那儿学习英文。叶代办很忙，他另外派了一位年青的朋友陪伴我们到美军飞机场去打听飞机的消息。
热带性的阳光很强烈，加以昨夜未睡，两眼的结膜发炎，颇感觉不舒服。
市街建筑相当讲究，爱用紫红色，表示着印度的地方色彩。交通工具应有尽有。也有人力车，比中国境内的要大些。每每看见两个美国大兵同坐在一部人力车上，意气扬扬然。拉车的印度人，个子都很小，裸着黑得放光的身子，弓着背在前面拉，一面跑，一面拍着右侧车柄上的铃子，响出一种特殊的韵律。运搬货物多用牛车，用两条牛拖，黄牛多白色，也有水牛，但角作畸形，总觉得有点异样。街头巷尾每见纯粹印度人的小店，席地而坐，和日本风俗颇相类似。
飞机听说要后天才有，但因邵秘书的行李过多，照所规定的重量六十八磅超过了几倍，要向重庆总部请示，到了后天再去讨回话。
午后一时顷回到旅舍，以湿手巾蒙目，午睡移时，补足了昨晚的睡眠，眼结膜的发炎渐渐好些了。
六月十二日
正是吃芒果的时节。芒果将近二十年不吃了，甚有风味。早饭后，随邵秘书出外购物，价昂物劣，一样呈现着战时状况。想买一支自来水笔，四处找寻不可得。在一家商店中遇见两位中国青年，觉得很亲切，我便和他们打招呼。彼此本不相识，但国外相逢，俨如旧友。一位K君，在远征军部服务，据说明日将返八莫，再经由昆明回重庆，大概月底可望到达。一位Y君，是要到伦敦去的，在等飞机。我告诉他们想买自来水笔，他们说只有黑市才可以买到，中国街有卖的。我到这时才知道加市还有中国街（Chi
aTow
）。我要求两位同道去访问中国街，他们答应了，邵秘书不愿去，便只好暂时告别。
三人坐黄包车到了中国街，街道狭，房屋矮小，一切情形俨然如像在中国。在一家姓秦的杂货店里面买了一对新型的派克笔，一支钢笔，一支铅笔，去钱三百一十卢比，折合美金一百零三元。中国街有一家中国菜馆，是西式三层楼的建筑。K君约去用中国饭，馆内陈设也多是中国式。无心中遇着了他们二位，算多少知道了一些印度和加市的情形。听说在军事吃紧的时候，远征军很受欢迎，现在日本人打退了，远征军全部快要撤退回国了，印度的英国当局显示着有急于送客的意思。又听说外国兵不许进中国街，不然中国菜馆的生意定然要应接不暇。
目疾渐就恢复。傍晚邵先生回寓时，购物颇多，以一沉香匣见示，雕镂颇为工致。
六月十三日
早饭后与邵秘书同到美国军部，乘机事尚无着落。据说重庆总部尚无回电，午后二三时顷可再往探听消息。我开始感觉着焦躁。
同往新市场（NewMa
ket），是印度人开的各色各样的小商店的总汇。纯粹印度式的水瓶很有美术风味，但不多见。街头充塞着洋货，纯粹的印度货以手工品为多，象牙雕刻，沉香匣，漆花皮箧，触目皆是。
水果颇多，凤梨、香蕉、芒果、荔枝、桂圆、类似杨桃的小果。花类亦多，莲花、晚香玉、茉莉，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奇花异卉。
贫困的印度人，有的年青，有的年老，有的是满有力气的中年，手里各执着一个藤篮，追随雇客兜揽肩荷的生意。好些顾客买了东西，放在藤篮内，让他们顶在头上跟着。这些印度人，每每在后脑勺上蓄有一小撮头发，如像中国守孝的人蓄的孝辫那样。这无疑是一种特殊的风俗，上流人中便很少见，大约是有阶级性的吧。劳动力的浪费，和我们中国一样，实在有点惊人。
阅报，见有《全印泰戈尔纪念会募集纪念金启事》，措辞甚为佳妙。
泰戈尔去世三年有半了。流年轮转而去，但他的记忆将要常青地留存，每年的夏季，春季，雨季，将要启示他的制造的幻想所具有的不可穷歇的美与力。要使泰戈尔的记忆永存，没有比这更适当的纪念物，便是让我们生活于他的精神中，让他的言语在我们日常用语中回响，让他的理想标志着我们国民意识的最远的地平线。他是我国最伟大的诗人，最伟大的圣者们中之一。他是不朽精神的永恒的门卫。
我喜欢泰戈尔，读到这些词句使我回忆起了二三十年前读他的诗和剧时的碧玉一般的情趣。同室有一位印度人，我很想向他打听一下关于这纪念会的情形，我把报纸给他看，但他很漠然，就好像根本不知道有过泰戈尔这人的存在。那是难怪的，他是一位做车胎买卖的商人，据他说他在孟买有一座大车胎工厂。他也是在等飞机，想飞往开罗。
午后八时顷邵秘书回寓，飞机仍无着落。同进食堂进膳，今夜有舞会，地狭人稠，毫无虚席，但多是英美人，以美国军人为多。值得奇异的，是无论男女，没有一个印度人。不，有的，有的只是印度仆欧，而仆欧里面却没有一个印度以外的人。英美人的世界主人翁的面孔，在这样的食堂里面，特别放大了镜头。
食后与邵同出散步。旅舍门外有不少的印度男子卖花。有一种白色的花颇像茉莉的，有香，穿成长串的花环逢人兜卖。卖花的是男子颇觉稀奇，逢到男子也要兜卖，也值得诧异。因此，卖花的也每每受人白眼。有一对美国兵从旅馆里走出，一位卖花的赶上去，兵的一位把花环拉去，嗅了一下，说：你看我是买花的吗？各自走了。
公园的树木很苍郁，特别在夜里显得有浓厚的神秘味。大概因为昆虫、蚊蚋很多的缘故，公园中很少有电灯。因此在那蓊郁的林木中也少有人去纳凉，虽然在那儿比别的地方要凉爽得多。返寓，已十一时过，在楼下的大敞间里面用饮料。有人在一侧的壁次弹钢琴，拍掌之声时起。弹者乃美国军人，颇为纯熟。一位波兰人走来打招呼，能讲上海话。他说他从上海来，不久要回上海去，夫人是广东人，还留在上海。我问了些上海的情形，他极口称赞上海的繁华，言下不胜回味。我感觉着无聊，各自上楼来了。
六月十四日
早餐时与邵秘书同进食堂，有一人在偏僻的一隅独据一席者，邵秘书说：那是苏联驻重庆的商务副代办，才从莫斯科来，将往重庆，同样在等飞机。
食后与邵秘书同到军部，仍言邵秘书行李过重，尚无回电。
如行李照规定减少，则午后七时即可起飞。不然仍须等待明日。邵秘书仍决定等待。纪念会是明天开幕，反正赶不及，我也反而悠然了。
见报，载希特勒的前任副官肯宁堡谈述希特勒的私生活。希与情妇叶娃·布朗同居多年已有一子一女，而公开场所决不让叶娃出席。但在柏林临陷落前却和叶娃结了婚，据说是好在上帝面前说话。大流氓惯讲伪道德，古今中外竟找不出一个例外来，倒是有趣的事。但希特勒是否已经见了上帝，那真是只有上帝知道了。
午后又同邵秘书往新市场，邵秘书的行李已经过重，但他又买了一些东西。我很佩服他的沉着而且彻底，他丝毫也不焦躁，事事都处之泰然，真是值得佩服。我也买了一个花漆小手提包和一个介壳撇针，想拜托商务副代办为立群带去。
晚饭后邵秘书约出去兜风，坐上汽车足足兜了一个多钟头。
汽车是敞篷的老爷车，不自然的风兜得太久，头部微微作痛。我劝邵秘书停止，但他似乎还感觉着没有十分够味。体力不强，连兜风都不够格，自己觉得惭愧。
六月十五日
早饭后邵秘书又约我同往新市场，邵秘书又买了一些东西。
归途在街头遇陈友仁先生之次公子，能操英语、俄语，均颇纯熟。自言将往美国。我起初把他当成外国人去了。
邵秘书往军部打听消息，我一人回寓。无事可做，甚感焦躁。只好与立群写信，报告了些离昆明以后的情形。不一会儿邵秘书返寓，言今晚七时半即须离此。又算过了一道难关。邵秘书把这消息告诉了我之后，他一转身又出去了，他说他还要买些东西。中国领事馆有人打电话来，自己的两耳重听，听不清楚对方所说的。我只问明了领事馆的地址，公园街十八号，我便一人坐了一部人力车去。会到了陈总领事，他告诉我，英国航空公司有电话通知，十九号有飞机，留有空位。我开始不大明了这个缘故，但想到一定是丁西林在重庆办的交涉，所留的空位一定为的是他，并不是为我。我把这个想法陈述了，并说我当晚就要搭乘美国军用机起飞。把这些话说明了之后，又匆匆忙忙地回寓。我身上只有印度钱一个卢比了，这是坐搭克西车的起码价钱。我便雇了一部搭克西，两眼不断注视着车外的价标器。假使一超过了一个卢比，我就没有办法付钱。还没有赶到旅馆，价标器的字在动了，我便赶快叫司机停车。去钱一个卢比，剩下了两袖清风。
回寓后邵秘书还未回，不一会儿有人送了几口大皮箱和布囊来，是邵秘书赶着去**的。我替他代收了。邵秘书回来之后，帮着他把行李装换了一遍，箱笼焕然一新，由重庆装来的一些帆布口袋和旧皮箱，他便把它们丢了。我感觉着有点可惜。
七时离寓，先到军部，再转吉普车至机场。在机场上为行李过重，又小有一些纠葛，但结果是通过了。
上飞机后准九时起飞。这一次的是客机，座位设备均颇考究。左侧双座，右侧单座，中央为通道。有通气孔，有电灯可自由开闭。我们坐上了第五排的左侧的双座。乘机者仍纯属军人，也有女兵。
三时在新德里下降用餐，休息约一小时后复起飞。
六月十六日
九时顷到卡拉奇（Ka
achi）。途中所见多系不毛之地，一望砂原，无丘陵可见。河道是泥流。
下机后，在机站上又有警察检查护照，要费两道手续，相当麻烦，但比初到加尔各答时已经客气得多了。检查完毕之后，取得行李上机站楼上的旅舍。机站甚大，除办公房屋之外兼营食堂和旅舍。旅舍一室二床，甚整洁。急行沐浴一次。
离渝八天了，在渝的朋友们必以为我已经到了苏京。参加大会，但谁知我还在这儿上不粘天，下不粘地。
午后三时突然接得通知，将继续航程，飞赴阿巴旦（Abada
）。飞机将开往开罗，大约因为要经过红海，在乘机之前，机师将乘客集中于一室，实演救生服的佩带；同时又有电影加以说明。这是预防飞机在海上出事时的万一的准备，佩着救生服的人登上救生艇以免于难。
四时四十分起飞，十一时四十分，到达阿巴旦。足足飞了七个钟头，因系高飞，颇觉寒冷，但等飞机一下地，顿如入了火狱。落宿于白落库第三十五号第八室，室中尤热不可耐。屋顶有电风扇一具，通夜不停。
六月十七日
邵秘书的行李过重又发生问题，在加尔各答的停顿，在阿巴旦又将重演。
阿巴旦在波斯湾的脚底，地属伊朗。这儿应该是古代巴比伦以来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文明发祥的地方，但目前所见全是一片半沙漠的地带。机场有沟渠，是人工挖掘的，只有沟渠两旁有些青草。美国人从别的地方移植了一些椰子树来，在近处造成了一带椰子林，但那些树木都还在方生方死之间。足见在未有沟渠和椰子林之前，完全是不毛之地了。
清早，太阳还未十分上升的时候，也觉得有些凉意。但随着太阳的上升，空气增加着灼热，吹的风好像是在流着火焰。我得到一句类似诗的句子：“六月的火焰流出阿巴旦的黄沙。”想到《西游记》上唐僧取经，经过火焰山的故事，足见作者对于南方气候确有经验，并不是全凭想象。
食堂很大，席面如一次坐满，可能容纳三四百人。两侧壁上有中、苏、英、美四国领袖的画像，以国旗为背景，画着半身。画者的伎俩并不高明，显然是出于爱美者之手。斯大林像有点蹊跷。苏联的国徽是铁槌与镰刀，像中只画了镰刀而无铁槌，而且相互间的位置颇有镰刀加颈的形势。早餐时邵秘书将此幅画像向我指示，表露不满，但我早已看出了那里面的毛病了。画者或许是出于无心吧。
夜有新月在天，这是在这海角天涯的唯一的相识。
六月十八日
时时思念重庆，乡愁不能遏止。
我对于重庆本是极端憎恨，觉得世界上再没有这样恶劣的地方。闷热，崎岖，不干净，一切都逼榨着人；但我今天离开了它，却不免怀着无限的恋慕。我的朋友，我的家，都陷在那儿，那儿就好像我的天国。
昨天的重庆在我还是地狱，
今天的重庆在我却是天堂。
我的亲人们都陷在那个地方，
纵使是热风如火，热汗如汤，
我也愿意躺在那儿的垃圾堆上。
六月十九日
阿巴旦市街离机场尚远，可惜未能前往一巡视。机场内有警告牌示，于恶性疟疾、肠伤寒、回归热之外，有性病的一项。邵秘书告余云：当地的性生活极为糜烂。
热不可耐，在中午以后温度当在华氏一百二十度以上。口渴，室中无水，要到办公站或食堂去才能有凉水可喝，但等你走到那儿喝了两杯回来，已经又不济事了。自己的身体好像整个变成了沙漠，水灌下去立即干没，一珠汗也发泄不出来，这不是沙漠现象吗？汗，大约是未达到皮面便被蒸发了？
伊朗仆欧时来扫地，只有十五六岁的一个孩子，觉得很可爱。但他已经喜欢吸香烟。他来时，邵秘书便和他做一次宝贵的交易，以一支香烟换取二盅冷水。
——古代四大文明之一的发祥地，为什么今天成为了这样呢？一个始终梗在我心里的问题，我说出了口来。这儿不是美索布达米亚平原，古代巴比伦文明灿烂过的地方吗？为什么成了这样的沙漠呢？
——你中国今天又有什么发明呢？出乎意外地那驯如子羔的仆欧这么反诘了我一句，我喝着的凉水好像变成了一瓢热汤。七时得到通知，以为当晚可以起飞了，如获大赦。在小站上把宿舍的账结清了，赶到大站去又为行李生出了一番纠葛，当晚没有飞成，只得又回到小站。前住的宿舍已经另外住人了，换到白落库第三十三号的第四间，房间窄小，里面只有一尊小铁床。交涉的结果，移到白落库第十二号，这倒很大，是一个通敞间，帆布行军床排成两横列，约有六十尊，但一个人也没有。这倒确实是兵房，在前的小间安放铁床的，倒还是低一级的官佐室了。无电风扇，勉强就寝，热得不能安眠。
六月二十日
晨五时顷起床，喉嗓干燥不堪，嘴唇已经被烤焦了。
邵秘书往大站去交涉飞机，我一人留在房里看守行李。不一会儿小站上有人来通知，有飞机飞往德黑兰。我便赶着把行李一切运到了大站上去。邵秘书在那儿等候，他已进早餐，我因肠胃不调，未进食。
飞机于六时三十分起飞，中途停机两次，十时十五分到达德黑兰机场。在这儿，俄国机场与美国机场毗邻，邵秘书下机先到俄国机站上去了，我一个人在美国机站上留守。
在飞行中沿途所见也多是不毛之地。经过一段险峻的山岳地带，那些山岭的形象和色彩都俨如骸炭，峭削嶙峋，不生草木。愁惨的灰紫色有些令人生畏。有的山头带着冰雪，足见得它们的高峻。山下也有些蜿蜒的河道，每每断岸千寻，深谷万仞，想来那些山骨都是些石灰崖，融冰下注，积久崩颓，故形成了那样的形势。
机站很小巧，一个人坐在一只藤条椅上，混混蒙蒙地回味着途中所见。时有和风吹拂，颇觉爽适，气候恐比阿巴旦相差三四十度。
突然一位中国人推开机站前门进来，直接走到我面前向我打招呼。他是驻德黑兰中国大使馆的秘书吕式伦，得到机站的电话，特来接我。并且说，大使李铁铮也来了，在汽车上等待。正在这样说的时候，前门又被人推开，进来一位魁梧的中国人，穿着栗色的西装。吕君即连忙向我介绍，那便是李大使了。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很感谢了他的盛意。
邵秘书把全部行李都取到了，载上了一部吉普车，要到旅馆拏德里去。李大使有意招待我们，想要我们到大使馆去住，邵秘书辞谢了，意很坚决。结果是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我先到大使馆去坐谈一会儿，再往旅馆里去和邵秘书同住。
大使馆是租住的，陈设相当堂皇。喝一盏盖碗的中国茶，特别感觉着隽永。真是奇怪，不喝中国茶也仅仅只有十天，就像阔别了十年的一样。
我想写封信回国，但听说至快要两个月才能到达，我大吃一惊。原因是用中国字写的信要经由开罗，在开罗经过检查之后再寄往中国。“行路难”并不专限于人的身体了。
德黑兰周年不雨，农作物的灌溉全靠山雪的融流。听说伊朗**中有专门管水的官，分区给水，颇有条理。
德黑兰是伊朗地主荟萃的地方，街市已经充分现代化了。交通工具多用汽车和马车。虽无电车设备，但亦无人力车。马车马纯系高头大马，便是汉代人所说的“天马”了。街名，店号，门牌号数都是伊朗文，不准纯用外国文字。街路树特别茂盛而壮大。这些都是前任老王的德政。他除整饬了德黑兰的市容之外，还完成了很多公路和一条横贯全国的铁路。这铁路在战时物资的运输上是有了贡献的。老王是亲德派，在这些建设后边自然有德国人帮忙。德国被赶走了，现在据说是在同盟国的势力之下。
单从表面上看来，德黑兰被选为了第一次三巨头会议的地点，实在是再适当也没有。地点适中，气候舒适，生活方便。然而德黑兰也有它的里面。大概的人家都有小巧的庭园，园中除花木之外必备水池，池大者可供游泳。就因为这私家庭园的发达，德黑兰没有公园。德黑兰也没有大学，没有大规模的剧场。饭馆、旅馆的庭园里面大抵有小型的舞台，可供杂耍戏剧等的简单演出。德黑兰人也喜欢吸鸦片烟，连十二岁的孩子都已经有人染上了这种嗜好。鸦片是黄土，据说比印度出产的还要好。鸦片就叫着“阿芙蓉”，原来这样的一个雅名，它的老家就是这伊朗王国。有机会倒很想去参观一下这“阿芙蓉”是怎样吸法，听说也用火烧，但没有中国人讲究。我们真可谓“青出于蓝”了。
王室是大地主，里海南岸的膏腴地带都是王产。甚至连老百姓的住家都要向王室租借，王室也就是一个伟大的房东。这些也都是前任老王的一代所置备下来的，老王同时也是一名大瘾客。老王本来是一位军人，就因为有军队，便升到了大地主政权的独裁者的地位。战事发生后他是在非洲庾死了。
在阿巴旦所发生的疑问，到德黑兰来，算得到了一部分的解决。是这都市的畸形繁荣，地主政权的超度榨取，使农村沙漠化了的，难道不是吗？
旅馆拏德里在一条大街上，后面也有庭园，也有一座小型的舞台。旅馆兼营餐馆，树下陈列着好些餐桌。在园中与邵秘书同用午餐，馆中用人均能操俄语，在邵秘书甚感方便。餐事不甚佳，蔬菜如黄瓜、番茄之类，均不甚新鲜。用啤酒，五六年来不曾享受了。邵秘书喝着啤酒，一面自言自语地说“苦尽甘来”。足见在阿巴旦的四日间的生活，对于他也没有什么甜蜜的回味。
饭后邵秘书外出，要往苏联大使馆和旅行社去。回寓时甚晚，经过情形，未蒙见告。
夜间庭园中有人结婚，贺客颇多，男女均着西装。新娘入场时，群客皆拍掌。新娘头顶白纱，身着白服，亦一西式婚礼。舞台上有跳舞，有爵士音乐。
六月二十一日
昨夜睡颇熟，半夜醒来，颇觉寒冷，乃将毛毯盖上。
清晨与邵秘书同出，散步街头，余因上衣未烫，只着衬衫。街头行人多着秋装，衣履整饬，领带华丽。着伊朗古装者罕见。苦力佣贩则多着衬衫而无领带。
已不见水牛。多水果店，莓子，樱桃，巴旦杏，触目皆是。樱桃有黑紫色者，颗粒甚大。梅龙瓜已上市。有卖玉蜀黍者，货摊平荷于驴背，四处行动，当街烧熟出售，颇动人食兴。有抱水瓶沿街卖凉水者，水瓶长颈细腹，与印度瓶之短颈鼓腹者恰成对照，而各具美观。波斯人美觉似尚纤细，色彩则爱好青绿，但表现于毡毯者，情趣复稍有不同。
十一时顷武官黄子安来访，黄君乃峨嵋人，来伊朗尚未及半年。余复叩以伊朗情形，因得有所补充。
伊朗今王甚年轻，只有二十五岁。政权操在国会，国会为二百余人之土豪权贵所把持，小党林立，人数和党籍都不固定，今天为某一问题意气投合了便合起伙来，明天为了别的问题，又可以随便拆伙。组织内阁如像轮流请客，今天你做东，明天我做东，换来换去还是在那些人里面兜圈子。只有一个党，叫“人民党”，人数是固定了的，但只有八个人，据说是亲苏的党。目前正在政潮中，内阁还没有成立。
黄君坐移时而去，约于午后三时顷再来，同往参观博物馆。黄君去后，接着便是大使馆的吕式伦秘书来访，吕秘书传达李大使的意思要我到大使的别墅去同用午餐，并请邵秘书同行，但邵秘书不在寓，我只留下条子，与吕君同往大使馆。再从大使馆和李大使一道到城北的山庄。
庄在山下，离城不及十公里。山头有积雪，山下地带较城区更为凉爽。各国的大使馆都在这儿备有避暑的地方，暑间的外交中心便移到了城外。听说，往年的中国大使馆还没有别墅，是今年才租定的。原是一对孪生王子的离宫，这在便宜上倒可称为“孪生山庄”了。
李大使夫人是政治部旧同事张宗良之妹，长沙人，很能饮酒。已有七女一子，带到了德黑兰来的是三女一子，余都留在了重庆。夫人很贤淑，招待客人的态度非常诚恳。我们在花园的花树下和公子小姐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嗑了好几种洋酒。我自己感觉着已经有八分的醉意了。回到客厅的时候，李小姐拿出一本手册来要我题诗，我糊里糊涂地写了一首打油诗上去。一开首我记得是“人言此地德黑兰，在我浑如是庐山”，中间有一句是“玫瑰花开六月寒”，最后一句是“归来当使酒瓶干”。以外的便记不清楚了。
饭后曾往附近皇宫大旅社参观，相当富丽堂皇。又在一处酒吧吃了两杯冰淇淋，酒吧有如公园，游泳池颇大，但天气甚凉，没有感觉有入水的必要。由酒吧退出后，寻司机不见人，结果他是到附近去过瘾去了。烟云满面的那位伊朗人司机，我早就料定他是一位瘾君子了。
回寓时已五时过，邵秘书已归，言三时顷曾有人来访，那一定是黄君，自己失约，颇觉抱歉。
晚间庭园中复有娱乐准备，观客络绎不绝。俄而，台上开幕，似话剧，闻系用俄国话表演，演出的目的是为救济苏联战时孤儿募金。
六月二十二日
邵秘书早出，一人留旅馆中。无人可谈，无事可做，无报可读，昏昏欲睡。有伊朗文报纸，自然看不懂。也有俄文报纸，也还是看不懂。自离开了印度以来，差不多就离开了整个的世界。寂寞地在室中徘徊，突然想到希夷（叶挺的字），但希夷还有一个爱女在他的身旁，应该是可以得到些安慰的。
你的笑容呵竟引起了我的悲痛，
每当我把你的写照翻看了一通，
我的泪泉不免要漾起一番波动。
这也许便是我这后半生的受用。
祖国的前途使我呵增加了朦胧，
世界太不平衡，强梁者过于骁猛，
友人说我回时当回到北平城中，
我感觉着这样的预期类于做梦。
本领未免太低，责任又过于隆重，
赤手空拳，有谁能鼓舞我的余勇？
我好像鱼离了水，飞鸟进了囚笼。
我悲悼安息的文化已渺无遗踪，
招来了一个回音：中国有甚不同？
知道羞耻的人，试问有何地自容？
三点钟了，邵秘书还未回寓，肚子饿得不能忍耐了，想用午餐，我便按铃叫人。一位老阍人进来，讲英文，不懂，讲德文，不懂，比手势，他恍然大悟了。他回头去跟我倒了一杯开水来。我又用手势比刀叉式的用法，他又恍然大悟了。他回头去跟我取来一把吊刀。再跟他比手势，他却茫然了。他回头去叫了一位年青的听差来。这位听差也依然不懂英文和德文，但他却懂到我的手势。他回头去给我拿了一张菜单来。但菜单却是我所不懂的俄文。第三次来了一位司务，他却向我说法国语，虽然彼此还是不能畅通，但算他聪明，他跟我把餐事送来了。一生菜，一汤，一牛排，一冰淇淋。——哑子旅行的喜剧。
正在开始吃，邵秘书便从外回来了。他说，他也还没有吃饭。“事情太多，都是为别人的事情忙”，带着很忙的神气这样说，我很羡慕他。飞机的消息他没有提到。
六月二十三日
早食后同邵秘书出去游街，邵往苏联大使馆去了，我便一人由原道回到旅馆。
我听说飞机起飞照例是一大清早，已经十点过钟了，还没有什么消息，我相信今天又不会起飞了。想到一个人哑坐在旅馆里的无聊，又想到昨天对黄武官失约，应该向他道歉，而且还很想去参观博物馆，因此我便决心往中国大使馆去。
在街头雇了一乘马车，我不知道是什么街名，只向车夫指了一个方向，说往中国大使馆。车夫在街上费了很多周折，问了好几次路，算终究把大使馆找着了。武官处本不在大使馆里面，但由电话的通知，黄武官也就乘着汽车来了。另外还邀约了使馆的雇员伊朗人的贝克先生（Peke）同路，我们便向博物馆驶去。贝克，人很诚恳，通英、法语，听说对于历史和考古学都颇有素养，参观博物馆，得到了他很大的帮助。但可惜时间太短，没有工夫做充分的研究。
馆中陈列彩色陶器甚多，大抵出土于素沙（Susa），有破片，也有许多完整的器皿。色彩，花纹，形式，都和我国甘肃、河南等地所出土的极相类似，二者必为近亲毫无可疑。
有由里海海岸出土的龙泉窑绿色大磁盘，比我所藏的（七年前在武昌费二十元购得者）较小，色较绿，但风味极相近。盘心有莲花莲叶，系隐花，也全然一致。据这看来，似乎我所藏的也是真龙泉了。
安息时代的石刻甚多，多系浮雕。有一石刻大狮爪，甚庞大，照那比例看来，整个狮身会比实物大到一百倍。
有蒙古人侵入时代的蒙古文布告二大幅。一幅捺有“辅国安民之宝”数大印，印大可八寸见方，朱文。另一幅也捺有数印，字较小，只能辨出末尾“之宝”二字。二幅均嵌于木框中，钉诸壁上，但应横置者却被误为竖置，以致篆文愈难辨认，实一遗憾。多***古教堂中的遗物，木刻祈祷盦，《可兰经》文壁毯。陶棺一具，形如中国鞋，细长，有盖，盖上有人头，颇类饕餮。有波斯王与俄军作战之大壁画一幅，嵌于壁，听说是从宫中壁上剜取下来的，陈列在这儿，意思是在表示波斯人的英勇。画中波斯王有大髯，波斯军均作雄赳气昂之态。俄军成方阵，用洋枪，占右上部一角，人颇矮小畏缩。这自然是出于画家的敌忾，落到深染法西斯流毒的前任老王眼里，自然又高兴把它搬出来炫示了。
十二时当闭馆，过了时候了，馆中执事特别优待，不仅陪着我们参观完毕，而且还叫人打开了一间别室。室中陈列的全是中国瓷器，据说是往年一位波斯王到中国去的时候所带回的物品。大抵是清磁，以康熙年代的出品为多。也有几个龙泉窑大盘，色都较绿而形较小。多青花大瓶，也有三彩，器底著大明年号，恐怕是赝物。门楣上悬一白磁盘，上有波斯文，疑是波斯王的署名，是到了中国后自行烧制的。匆遽间忘记了问明国王是谁，是在什么年代。
草草参观完毕，贝克先生在中途告了别，黄武官邀我到公园饭店午餐。名目虽叫“公园”，事实上只是饭店的园子。餐厅纯西式，隔席有一男一女，黄与之打招呼。女的装态颇妖异，黄云“她是德黑兰交际界中的神秘女王，人称为‘公主’，不知道是出自伊拉克，还是阿富汗，还是印度的什么王族。她时而穿印度装，时而穿埃及装，交际界中人颇为之倾倒。男伴是犹太人，伊拉克的富豪”。男的是伊拉克人，大概没有问题的，女的在我看来倒像是西班牙人，色白，皮下有相当的脂肪，人矮而不小，那是怎么也不致错误为东方人种的。左颊有一大黑痣，或许是人造的所谓“美点”。单眼皮，睫毛是安上去的。
二时半回寓，邵秘书很惋惜地告诉我，我赶脱了一趟飞机。原来十一时有飞机往巴库，临时决定，要把我送到巴库，再由巴库转机飞莫斯科，目的在使我能够赶上二十四日的莫斯科的胜利游行。四处找我，未能寻得，飞机还等了半个钟头光景，终于起飞了。这一错误使我非常难过，但除自己抱怨自己之外，也没有其他的话好说了。傍晚我一人留在房间里面，电灯也不想扭开，黑黝黝地坐着自怨自艾。一位不相识的人来访，是苏联旅行社的人。他告诉我，后天清早有飞机飞莫斯科，要我们早做准备。我请他坐，他不肯坐。站着把这几句话说了之后，他又走了。
六月二十四日
去国不觉半个月了，音信不易通，是一苦况。
晨食时苏联旅行社的人又来了，还是昨天来过的那个人。他说，明天的飞机只能让我一个人先走，邵秘书的行李过重不能够同行。明天清早四点半有车来迎接。又说：得到莫斯科的电报，无论怎样，非把我先送走不可。就这样我和邵秘书便不能不分手了。饭后同到旅行社去买票，决定在明天清早一个人动身。
回寓后，大使馆来两次电话，说今天是星期，李大使在孪生山庄招待外交界的朋友，可以尽情游泳，希望我去参加。我因为怕误了行期，只好辞谢了。结果是海维谅坐起汽车来接我，传达李大使的意思一定要请我去。并且说晚上还有一处上流伊朗人的家庭晚会，也希望我去参加，好看看伊朗人的家庭生活。我为这邀约感受着厚谊，但我依然辞谢了。
邵秘书约我出去走街，在太阳光中，差不多走了两个钟头，但总走不掉心中的懊悔。正午十二时过回寓，吃了一些巴旦杏、紫樱桃。
无事可做，只好索性睡觉。糊里糊涂地睡了半天，做了一些不成条理的怪梦。被捕，下狱，出狱，又被捕……
晚上邵秘书约去看电影，是美国片子，叙一位从征的音乐家被俘，在若干年后又和他已经再嫁了的夫人和女儿团圆的故事。电影场没有屋顶，听说其他的都是露天，这是周年不雨的好处。月亮已渐渐转圆，由影场的左后隅升上，别有风趣。像在这样的晚上能在莫斯科参加胜利游行，是多么愉快的事呵！
六月二十五日
晨四时半，旅行社派车来接，邵秘书亲自送我到飞机场，我和他握别了。晨风感觉寒冷。有俄国夫人送别丈夫的，临别时果然拥抱。飞机是准五时起飞，也是运输机，乘客只有九位，但行李山积，把机中的空隙几乎塞满了。听说大部分是美国军部的行李。
一个人乘机作哑旅行，回忆到民国三年的年初一个人乘火车往日本东京时的情况。那时候也是哑巴，年龄虽然老了三十二岁，而不能说话的苦味，丝毫也没有什么不同。但那时候是真正的一个哑巴，而现在却不是真正的一个哑巴了。留在日本的儿女，留在重庆的儿女，都在跟着我飞。前者的生死存亡至今莫卜，跟着的说不定只是灵魂了。
生别常恻恻恻恻至何时
孤鸿翔天末天末浮云低
北山有网罗雏稚不能飞
南山无乐土难得一枝栖
哀鸣不相闻冷雨湿毛衣
飞机飞过里海，似乎在沿绕着海的西岸。我坐的一边是背着朝阳的，由对面的窗眼透视出去，时常看见海边，海水碧绿，平静无波。背侧一望无垠，海水在阳光中反射着白光。
七时半到达巴库，油田在平畴中，井橹林立，很像我们四川的盐厂。四川的盐井相传发明于秦时的李冰，在封建时代便能有那样的工业，不能不令人惊叹。但油井却未能发明，而直到今天，四川依然没有第二个李冰，也不能不令人惊叹。
在巴库要检查护照和行李，乘客全部下机，到机站上听候检查。我自己是有苏联大使馆的“照会”的，行李在免检之列。“照会”的内容写明着我去参加科学院庆祝大会，要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凡苏联的官吏和公民，在我往返的途中，都应给我以方便。经检后，机站的负责人应该把“照会”还我，但他却没有还。我向他要，他说是给他的，我也就没有再事追问。到了莫斯科后，反正是不成问题了。
同机有法国的外交官夫妇，人甚和蔼，年龄怕将近六十了。他们的座位和我邻接，我因为略略让过一下座，外交官便事事关切我。我看他在读莎士比亚的诗集，可惜我的英语程度只有看书的本领，不能够和他详谈，甚至连他的姓名，我都客气着没有攀问。
机站的广厅内，在前壁的左右隅，有列宁和斯大林的超等身的塑像，均系米黄色。列宁在右，右手握着《真理报》，左手执着上衣的前襟，右脚前进一步，左脚尖踮着地。斯大林在左，左手扶着回栏或讲坛，右手亦执着上衣的前襟。英气勃勃，但亦和易近人。
广厅左侧的正中处有一通道。乘客被引向这一通道，左转，折入检查室。室的右手一半是食堂，有三张小方桌斜放着。靠右壁是柜台间，食品陈列在柜台上，黄油和黑鱼子都是过天秤称量出售的。
我身上没有一个俄国钱，我也不懂一句俄国话，虽然行李不受检查，我只坐在检查室里看着别人的行李受检查。肚子是饿了，但没有可能向食堂走去。那位法国老外交官和他的夫人坐在食堂里的一席，他看见我一个人在检查室里枯坐，便走来邀我去用早餐。我对他说明我没有钱，他说不要紧的，他请我。我便大着胆子，也怀着谢意，去和他们同席。吃了两片面包，一小碟黄油，一小碟黑鱼子，两杯红茶。外交官给我馈了，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食后等了很长的时间，飞机又才继续起飞。飞得不很高，略略有些簸动。向机下展望，一望青黄色的草原，渺无边际。在草原上有许多不定型的黑团点缀，就像整个的大地，面就了一张豹皮地毯。那些黑团不知道是什么，要说是浮云的投影吧，既不与云团符合，而本身也不动移。（这到后来我知道了，是一些焦炭地面，那儿的黑土是可以做燃料的。）天际有白云成阵，就像四面雪山环绕着的一样。飞到十二时左右，气候逐渐感觉寒冷，听说还要飞五个钟头，我自己发起愁来了。自己身上穿的是夏服，大衣和毛毯都锁在箱子里面去了，而是压在行李堆的脚底的。
一点钟的时候又停机一次，听说是斯大林格勒，但没有看见城市。（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机场离城市还有四十公里。）机场不甚整饬，可以露天大小便，大有东方风味，大约是才经过战事的缘故吧。
应该是进午餐的时候，但我不好意思向站上走去。假使去了，又由那位老外交官为我付钱，那是有点难乎为情的。我便为了面子牺牲了肚子。算好，饿虽然饿，但因天气凉爽，口却不甚渴。在机场内盘桓了一会儿，又回到机上去。因为有人下机，取去了行李，我的压在脚底的皮箱却袒露出来了。我便把冬大衣取了出来，算是把寒的忧愁解消了。
休息了一个钟头的光景，飞机继续起飞。老外交官问我，为什么不进午餐？我只好说不大舒服，不想吃。他是随身带有两件大衣的，一件春大衣，一件冬大衣，他要借一件给我。他说：回头会冷的，你身上穿得太单。我告诉他，我已经把大衣取出来了。他这样在微细的地方，事事关注，使我感激。
原说五点钟左右可以到莫斯科，我便忍饥耐渴地等待着这五点钟。好容易等到五点钟了，莫斯科却没有到。在飘雨，离开重庆以后，才第一次看见下雨。雨有时很大，有时突然又晴了。这晴雨的变化，不用说只是飞行途程的变化。北国是要寒冷得多，飞度并不高，穿上冬大衣都感觉着冷。能把大衣取了出来，真是一件大幸事了。
一直到九时半，才到了莫斯科的中央飞机场。莫斯科虽是阴天，却没有下雨。飞机场上有人来接，我认得的是大使馆的秦涤清和李清盛两位，他们是得到德黑兰大使馆的通知。齐赫文斯基也赶来了，是重庆的老朋友，现在在外交部服务。他的中国话很纯熟。经他的介绍我认识了其他的几位先生。科学院的代表特罗伊次克，他是一位老学者，胡须都白了，是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对外文化协会的代表栗文松，他是协会的东方部长，很年轻，怕只有三十岁左右，还有一位能说中国话的是苏布拉清太太，她也是属于对外文化协会的。
科学院的大会已经在昨天晚上移到列宁格勒去了。昨天的胜利示威游行，遇着大雨，在军士的游行之后，市民的游行便中止了，但依然是壮观。大会的代表和来宾们在参观了游行之后，便乘着火车往列宁格勒去了。
栗文松部长很殷勤而有力地挽着我，不断地用英国话向我慰问，我感受着兄弟般的情谊。不知怎的，肚子却一点也不饿了。只是坐了整天的飞机，耳朵愈是闭塞，就像自己的脑子，在皮骨之下另外又加上了一层包裹的一样。
在机站上的宾馆中休息，等待行李。在宾馆中又遇着了那对老外交官夫妇，他们也有人来接。我重新对他表示谢意，他又把他的夫人向我介绍了一遍。可惜我依然客气着，没有攀问他的姓名。
同乘着汽车经由通往列宁格勒的大道上驶入高尔基路，途中经过了普希金广场和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一直到了红场附近。在照片和电影里面久已熟悉了的红场，克里姆林宫的尖塔，尖塔顶上的金星红星，都呈着欢喜的颜色在表示欢迎，好像在说：“老乡，你来了！”
是的，我来了。我确是到了莫斯科，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样。我当然不懂话，但当一个赤子初到他的家的时候，他能懂话吗？
落宿于红场附近的“国家饭店”（Natio
alHotel），第二三〇号房。决定明天乘飞机往列宁格勒。十一时入浴一次，热水满盆，为数年来所未有事，正整十二时就寝。
六月二十六日
一觉醒来，已经是大天亮了，看表却才仅仅三点钟，疑心表是停了。上它两手依然是满的，疑心表是坏了。分明天是亮了的，只好起床，但馆内馆外都毫无动静。走到楼口的柜台间去看，挂钟也依然只有三点过。
问题得到解决了：莫斯科天亮得快。
把行李检点了一下，准备只带一口小手提箱去，到列宁格勒是只有三两天的耽搁的。
苏布拉清夫人来了，约我同到食堂早餐。食毕她又告辞而去，她说要去替我买干粮，准备在飞机上用的。
齐赫文斯基来了，手里提着一口皮箱，很匆遽地一进门便向我说：我陪你到列宁格勒，九点钟的飞机，已经八点半了，我们要赶快动身。
我说：苏太太刚才来过，去办干粮去了，是不要等她？
——等不及了。
旅馆里的执事来了，把行李点交了给她，要她保管，我自己也提起一口小提箱，便跟着齐同志出发。
刚走到电梯口，苏太太抱了一大包干粮从电梯里出来，她说：替你们把干粮办来了。我另外还有事，不能送行。
齐同志把干粮接过了手，随即一同跨进电梯。
乘着汽车到了飞机场，特罗伊次克先生早在，他把旅行证和飞机票交给了我，同时又送了我一个科学院的纪念章，圭形，有撇针可挂，我便把来挂在衣领的左襟上。
到了九点钟，飞机却没有准时到。前线的红军正在部分复员，复员的红军是有乘机的优先权的，因此飞机不够分配。的确，机场上不断有飞机降落或起飞，上下的大抵都是军人，虽然也有少数的公民，但恐怕不及百分之二十。最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什么阔佬，这和别的地方只有阔佬才有乘机身份的毕竟不同。
飞机一直等到午后五点过钟才到。
在这期间，我们乘着汽车回到国家饭店去过两次。第一次去取来三种书，《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是预备送给科学院作为纪念的。第二次去取《世界史年表》，以备万一要做报告时的使用。
带来的干粮也在三点钟的时候打开来吃了。面包、黄油、干酪、香肠、还有茶叶和干饼，后两者留着没有用。特罗伊次克先生，我们也请他吃了。他在机站上足足陪了我们一天，我过意不去，请他老先生先回去了。
最后我们还巡览过莫斯科的市容。到过红场，从列宁墓前经过，再沿着莫斯科河，把克里姆林宫绕了一转。“克里姆林”据说就是堡垒的意思，是蒙古人侵入时开始建筑的。也到过体育场，把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侵入莫斯科时所住过的那间屋子也绕了一遍。
依然是运输机。沿途都是低飞，足足飞了三个钟头，飞到了列宁格勒。阿列克塞也夫院士和另一位科学院的代表在机场上迎接。我坐上了阿院士的车，齐同志和另一代表同车，向市内驶去。阿院士是苏联首屈一指的汉学大家，今年六十二岁，苏联的汉学家差不多都出自他的门下。他从前到过北京，所研究的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曾翻译司空表圣的《诗品》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他能讲中国话，但他的中国话每每是纯粹的文言。身体很魁梧，衣服很朴素，用着一只丁字形的大手杖，很有些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袁同礼、顾颉刚、马衡诸君无恙乎？阿院士在车上问我。
我回答道：无恙。诸位都在重庆。
——胡适博士，近来见解有变乎？
我不明白所问的是何种“见解”，踌躇着没有回答。
——他认为施耐庵高过司马迁，《水浒传》胜过《史记》，不免是偏激之见哉。司马迁毕竟是大天才，《史记》是一世界大杰作。我没有表示意见。在我看来，两位古人都是伟大的作家，两部书也都是伟大的杰作。这或许骑墙得一点，但事实上是时代不同，性质也不同，我们似乎可以不必强为轩轾。
阿院士说他打算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用外国文写中国文学史，首先须得把中国历代的代表作翻译成外文，这是一项极艰剧的工作。阿院士正不辞劳苦地在从事着古典作品的翻译。他翻译了陆机的《文赋》，谢庄的《月赋》，宋玉的《风赋》等，甚至如王勃的《滕王阁序》之类也翻译了，实在是值得惊佩。阿院士也主张翻译一定要信、达、雅，而特别注重雅。假使失掉了原文的美，那就等于把原文糟蹋了。他这样说。
汽车停到了加斯妥里亚旅馆（HotelCasto
ia）的门口，把房间看好之后，阿院士和科学院的代表告退了。房间是三二四与三二五的联号，一共是三间，一间客厅，一间寝室，一间洗澡间，陈设颇为堂皇，有点像王宫的感觉。但听说当列宁城解围之后，久经饥饿的市民曾被收容在这里疗养，久的有住了三个月才恢复了的。
到食堂里用晚餐，各国的学者差不多都聚集在这儿，但也有趣，大抵总是依着自己的国籍，自然而然地分据着个别的席面。各国的新闻记者都有，同样地受着招待。在这儿遇着胡济邦女士，她是大使馆的职员，以新闻记者的资格出席的。在去国之前邵力子、王昆仑和戈宝权兄都曾经向我介绍过，我到了这边，便可以请她帮忙。满以为在莫斯科便可以见面的，是她先到列宁城来了。她的身材不高，两颊和嘴唇的胭脂很红，眼眶染着蓝黛，头发蓬在前头像宫女髻，一身橙红色的西装，这在我习惯了看阴丹布的眼睛不免有点眩晕。
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李约瑟博士（Needham）也碰见了。他看见我很高兴，他说：你来得真好。大家都在说，为什么中国学者没有人来，我做过两次报告，都是替中国学者说话。我差不多成了中国代表。
李博士把几位英国学者给我介绍了，其中一位是赫胥黎。他是《天演论》的作者的孙子，和威尔士父子合著《生命之科学》的一位生物学家。
饭后齐赫文斯基同志回家省亲去了。齐同志是列宁城的人，他的父亲是军医，听说在围城期中他一直是留守着的。胡济邦和另一位中国记者来访，后者是朱庆永，曾经做过中大教授，他现在是中央社社员。
——你有什么表示庆贺的东西带来？胡济邦问我。
——我只带来了我自己著的几部书。
——别国的学者都有很精致的“祝词”，在大会上当场诵读了之后，便奉献给科学院，你有准备吗？
——丝毫也没有，我有点着急了。来的时候，走得很匆忙，大家也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上来。
——回到莫斯科去再想办法吧，朱庆永插说着，在大使馆里面总有办法可想的。
——别国的学者差不多都做了报告，你怕也免不了的。
——有必要时也可以做，关于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东西，我还可以应付得来。
还讲了好些别的话，我提到昨天德黑兰到莫斯科的一段无钱哑旅行，彼此都笑了，胡济邦便把她的手提包打开，取出了几百个卢布来递给我，她说：请你留用吧。
但我想，反正在这儿做客，用不着钱，我便辞谢了。
六月二十七日
晨六时起床，趁着齐同志还在休息的时候，我赶快写了一篇《祝词》和一封致科玛洛夫院长的信。我的《祝词》，是在信笺上用钢笔写的，没有装潢，并不精美，但其中包含了我自己的诚意，而且我相信也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的诚意。
祝辞
全人类都在景仰着苏联的伟大的成就，在不足三十年的期间建立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
全世界都在庆祝着苏联的伟大的胜利，在不足四周年的爱国战争中把最凶顽的法西斯野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消灭了。
这空前的成就和胜利绝不是偶然的。今天我们迎接着苏联科学院第二二〇周年纪念，恰巧提出了一个极深长的启示。在这儿，科学是纯粹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和人民结合了。
这便增加了科学的力量，也增加了人民的力量。这便是苏联的建国成功和抗战胜利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苏联科学院在彼得大帝的雄图之下成立，在人民领袖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之下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促进了这科学与人民的结合，我是衷心庆祝而景仰着的。全中国的人民和学术界都是衷心庆祝而景仰着的。我愿意把我们的声音传达出来。
我们敬祝苏联科学院的伟大的成就，苏联科学院领导着世界文化向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发展，使人类理智获得永远的胜利。
苏联科学院万岁！
苏联科学院的领导者们万岁！
伟大的人民领袖，科学的开拓者与保护者，斯大林万岁！
苏联科学院惠存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晨于列宁格勒
郭沫若敬祝
天气异常晴朗，按照大会的日程，今天是参观郊外的名胜和战迹，恰好是最适宜于郊游的一天。九时顷出发，在大旅社门前有不少的小汽车和公共汽车。我们坐的是公共汽车第一号。已经上了车了，李约瑟博士来和我打招呼，他告诉我，立地要回莫斯科去了，并为我介绍了一位美国学者卜蒲（Pope），他是考古学方面的专家。我们从汽车窗口上匆匆忙忙地说了几句。
——中国的青铜器，卜蒲说，其实是导源于波斯，在古代巴比伦的时代传到中国去的。
——我在大体上同意你这个意见。
卜蒲听我这样说，他非常愉快地又和我握一次手，表示感谢。他也要回莫斯科，而且还要到德黑兰去，要去赶飞机，等不及让我说出我的意见，便又握手告别了。
我说“我在大体上同意”，这是应该加上很长的说明的。中国的青铜时代，有确凿的地下证据的，是从殷代末年开始，但殷代的铜器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峰，必然还有它的先行时代无疑，而这先行时代在中国境内还没有找出。或许是来自巴比伦吧？已经有彩色陶器留下了上古中西交通的纪录，这部纪录也未始不可以用青铜来做它的篇页，但可惜卜蒲的证据我没有详细问明。不过据我在德黑兰博物馆的观察，彩色陶器的联系虽然毫无问题，而铜器的沟通却没有得到那样的联想。
汽车出发了，似乎是向着东南方在走。有俄、英、法合璧的说明小册以为向导。汽车里面又有一位女向导员，人很年轻，英文异常流利，每到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便用英文来说明。她把说明小册的英文部分似乎已经读得来倒背如流了。
市内看不出什么战痕，破损的房屋多被修复，有的虽还在修理，但也破坏得并不厉害。一到近郊，情形便完全两样了。街道上还有堡垒正在拆毁，拆毁的人听说就是德国的俘虏，真可以说是“作孽自受”。铁轨的三脚架，钢骨水泥的三角锥，四处都是。铁轨是从火车道或电车道拆下来的。三角锥被称为“龙齿”，是阻止坦克的障碍物。这些大体都是德国人留下来的。工场地带有好些大建筑还只剩下残骸，时而有未遭摧毁的起重机，就像恐龙的骸骨一样，伸长颈子在天空中耸立着。
在普尔珂夫山下停了车。山，只是一带很平缓的小丘陵，但在这儿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山上本来有天文台，完全被摧毁了。立在山头，在左前方，远远可以望见列宁格勒全市。山上的草木和中国境内所见的毫无差异，车前草、蒲公英、连翘、蓟团之类，好像全未经历过浩劫的一样，在炸坑的绝底也畅茂地生发着。新闻记者们不断地摄影，各国的学者，有的女的或眷属，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摘取一束野花在手里，显示着郊游的满足。
最辛苦的是女向导员了，不仅时时要向自己所接待的宾客指点并说明，而那些宾客们一下了汽车，就像散了的羊群一样，要团结在一道，却不很容易。在和平时代回到了自然界中来，就是世界闻名的大学者们，也都好像变成婴孩一样了。
胡济邦也拿着一个莱卡杂在记者群里面拍摄，她想照我的相，似乎对不准镜头，旁边一位南斯拉夫的记者帮了忙。胡济邦走来向我说：好些外国记者都在探听你的履历，究竟怎么介绍？她为这事很着急，但在我很淡漠的。假使对于我毫无认识，就介绍了，也等于明日黄花。
回到汽车上的时候，乘客很不容易聚齐。就在这等客的时间，一位塔斯社的记者，经过齐同志的介绍，要我发表感想。我便把我的感想略略整理了一下。
到了普尔珂夫山，才见到战事的激烈和德寇的凶顽，同时也才见到苏联人民和红军的英勇。山川草木和我的故国很相仿佛，尤其是仿佛江南的风光，我到了这儿，也就仿佛到了江南。像这样战斗激烈的地方，在江南也有不少，但到今八年了，我们还没有把日寇赶走，我们的同胞还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在我钦佩苏联的人民和红军的另一面，我深深感觉着惭愧。
汽车驶向另外一条公路，开到了普希金宫，又停下了。这原来是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夏宫，在他未即位之前的一七九六年伽德琳二世女皇时代建立的，是建筑家卡莲序（Qu-a
e
ghi）的杰作。宫外有普希金读过书的贵胄学校，壁上有“普希金读书处，一八一一——一八一八”的铭刻。大约就因为有这样的缘故吧，宫名是改用着诗人的姓氏了。
宫是二层楼的建筑，巴洛克式的，内部毁坏得最为厉害，所有的壁画和装饰全被拆毁了，嵌木细工的楼板，几乎没有一片是完整的。宫中有教堂，是伽德琳女皇祈祷的地方，也毁坏得不成名器。原有的一间中国室，其中所陈列的全是中国出产的物品，家具纯全是竹制的，竟连影子都没有了。
和宫内的巴洛克式布置极尽了人工美的成对照，宫外的庭园却很能发挥自然美。有湖水湾环，可以弄舟。湖畔绿草如茵，林木参天，时闻清脆的鸟语。林中在前原有各种大理石小雕像的配置，已被毁弃，但在外表上看来，倒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亏损。临湖有一座长方形的水殿，大理石造，有好些小雕像也被残毁了。壁上斜乱地刻画着西班牙文：“不许小便”。这类的字样有好几处。听说围攻列宁城时，西班牙的蓝色师团是驻扎在这儿的。
要走了，年青的女向导又在那边团结宾客，这一次比在普尔珂夫山上更要困难了。各车的人混合在一道，有的还流连在宫里，有的已分散在林中，有的搭上小汽车索性先回城市去了。我同齐同志两人也想先走，便向女向导告辞了出宫，但没有搭上小汽车的方便。
宫外有一个小型的广场，临街有一些长椅以备游人的休息。在和普希金宫成斜对的街角上有一个小型的公园，里面有普希金的铜像，那还是学生时代的普希金，身着长大衣，倚坐在一个长椅上，脱帽置于其侧，前有遮阳，形如军帽。诗人似在思索，或是疲倦。据说这是一九〇〇年雕刻家巴赫（Bach）制作的，战时安全地被掩埋了，最近才恢复了原位。
我也有点疲倦，并不是有意模仿普希金，便退回到广场，也选了一个长椅来倚坐在上面。是要准备做诗吗？不，只是等候着同车的人聚齐。
四点钟的时候回到了旅馆。用过中饭后，齐同志又约我去游览市容，我很乐意地接受了他的提议。
就在旅馆附近的街心，立着尼古拉一世的铜像，端整地骑在马上。齐同志说：这位反动的沙皇应该把他拆毁的，但为保存艺术品的关系，把他保存了下来。
铜像正对着伊萨克教堂，转过教堂的那一面去，在不远的一段园地上又有彼得大帝的铜像。大帝骑着奔马，马的后脚踏着一条蜿蜒的长蛇，前脚双举，仿佛要腾空而上。这是十八世纪的名雕刻家华里珂涅特（Falko
et）的杰作，把彼得大帝的雄图大略，充分地形象化了。蛇是象征波罗的海，寓意是要踏破波罗的海的封锁。
两尊铜像都是骑在马上的，而且同向着一个方向，因此在列宁格勒市民的审美眼中又把它们构成为一个联图。齐同志告诉我，列宁城有一句俗语，叫作“矮子想追革命家，被教堂挡着”。这话里面具有着深刻的批评，“矮子”自然就是尼古拉一世，这样不开明的君主要想步彼得大帝的后尘已经是一个妄想，而不幸在这中间还有一座“教堂”挡路。
列宁城整个是在涅瓦河的三角洲上，市中河道与桥梁很多，特别在滨海的地带被分划成无数的洲岛。有一区域被称为基洛夫群岛，是为了纪念基洛夫（Ki
ov）而得名。岛上有森森的古木，优美的花圃，各种文化娱乐的场所，是工人们休息的地方。人工美与天然美，配合得十分妥帖。在那儿闲步着，沿着皎洁的阳光，吸着清新的空气，耳之所接，目之所承，我感觉着都是一片的闲适。
有一处临海的平台，有石栏可凭眺。石栏的两端有两个狮子相对，前腿的一只在戏弄圆球。平台的两侧有石级，可步入海中游泳。我们也在这儿凭眺过一刻，海水在夕阳光中反射着璀璨的虹彩，只微微漾出一些舐岸的声音。
游人很稀少，大约因为不是星期，或许也怕是列宁城市民伤亡太重的缘故。在围城两年的期中，听说连饿死的也在十七万人以上。因此，这样的英雄城市在外表上却显示得异常肃静，和莫斯科的印象不同。
齐同志说：他是列宁格勒人，他喜欢列宁格勒。我虽然不是列宁格勒人，让我平心静气地说一句话，我也喜欢列宁格勒。七点钟的时候到市**去，应市长的邀宴。市**就是有名的士摩伦宫，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指挥作战的地方。来宾怕有两千人的光景，苏联科学院的各位院士、外国的学者、保卫列宁城的各位英雄，及其他。
在前厅里面宾主云集当中，我第一次会见司徒鲁卫先生，他是奴隶制研究的专家，担任着科学院东方学院的院长。身体魁梧，腰背挺直，头发已经斑白。他是非常有礼貌的；他不通中国话，我们的交谈，全靠齐同志翻译，每逢说话告了一个段落之后，他一定要把右手掌举到胸前敬礼一次。他说：“中国的古代，以前都蒙在迷雾里面，经过你的研究，把那些迷雾扫清了；我们很高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没有一个民族形成了例外。”我的一些粗枝大叶的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他差不多都知道，愈见增加了我的敬意。
由前厅的正面通到横长的食堂，主席设在左侧，席后有舞台装置，宾席是四列横队，与主席成垂直。我们坐在第七席上。和我对面坐着一位老画家，也是科学院的院士，他向我问到徐悲鸿。他说：徐悲鸿往年经过莫斯科，他们曾经见过面。（这位老画家是很有名的，可惜我忘了记下他的名姓。）
市长很精干，主持觞政，甚有条理。每逢酒过一巡，即简单发言，为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科学院的学者、各国的来宾、红军、红海军、各业的英雄……而干杯。每提名一次，全场即鼓掌应之。发言者均简短，不做长篇大套的演说或“训辞”，即此已是值得效法的一件大好事。
市长的旁边坐着科学院院长科玛诺夫院士，他已经八十多岁了，须髯都已经全白了，行步虽然要人扶持，但精神尚属矍铄。各国的学者们都轮流着去求市长和院长干杯。阿院士走来，特别引我去向市长与院长介绍。市长异常高兴，称我为“中国人民的代表”，立刻干了一杯。植物学世界权威的科玛诺夫院长，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研究过中国的《本草》，我对于中国的植物科学向来表示敬意。”老先生的话是很诚恳的，中国的《本草》确是一种带有科学性的药用植物的研究，可惜自明以后这项研究便沉沦了，刻本是依样葫芦，事实上是连“样”也走了。医师，认真读过《本草》的，就没有好几位。
菜是很丰盛的。舞台上有歌舞和音乐助兴。酒是不断的醴泉。伏特加、香槟、葡萄，长筒的枪弹，尖底的圆锥，不断地向嘴里射击。我自己感觉着有点不能支持了。但我看见那些老教授们却是愈来愈见精神焕发，秃着的头迸射着珍珠，在电灯光下放着虹彩。有的互相拥抱，接吻接出了声音。齐同志告诉我，这是俄国的旧礼节，年轻的人就不来这一套了。我自己大约是已经不年轻的缘故吧，很想去抱着那些老教授们接吻，但我还是忍耐着了。十一点半了，朱庆永走来告诉我：他得到一个消息，宋子文已经由重庆起飞。他担心我醉倒，促我退席。退席的人已经很频繁，我们也就和齐同志一道退席。走出大门的时候，看见胡济邦的背影，被两位外国记者搀扶着，上了汽车。朱庆永说：她已经喝醉了。
天还没有黑尽，列宁城真可谓不夜城了。
六月二十八日
照日程今天上午是参观巴甫洛夫研究所。这研究所的工作主要是研究脑子的作用，有名的制约反射说便是巴甫洛夫所倡导的，他逝世后，他的业绩为承继他的学徒们所承继着。我是学过医的人，对于巴甫洛夫的研究很感兴趣，很乐意去参加这一项的参观，但在八点钟的时候接到阿院士的电话，十一时在东方学院有学术报告，要我去参加。我是东方人，关于东方的学术报告，我自然非去参加不可了，于是我便放弃了前者。
早饭后与齐同志乘车再游基洛夫群岛，这样开朗、清和，而又闲适的地方，实在是得未曾有。或许在时季上也有关系吧？阳光和蔼，空气清醇，使我相信了在地上确是有天国。
十一时到达东方学院。会场在三楼的一间长条房间里，当中一张长案，四面围坐着听讲的人约略有四十人光景。司徒鲁卫院长主席，他在致开会辞中特别提到我，把我详细地介绍了一遍。报告者一共是三位。首先是一位老学者报告关于伊朗古文书的研究。其次便是阿院士，他把他所翻译的《月赋》、《海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滕王阁序》，逐次地朗诵了一遍，腔调异常的铿锵。读着《好色赋》的时候，听的人都发了笑。在这时主席宣告中休，但在休息之前允许了我临时发言，表示我的谢意。主席在刚才的开会辞中，对本人特别表示欢迎，我非常感激。我这一次受到邀请，来参加苏联科学院的第二二〇周年的庆祝大会，我是怀抱着玄奘赴印度时的那样的心情来的，可惜在路上耽搁太久，失掉了许多宝贵的参观和学习的机会，实在是一件憾事。
但我今天来参观东方学院，拜听了各位先生的报告，我得到了很多的教益。苏联学者在研究学问上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缜密审慎的方法，我将要带回中国去，使中国的学术界也能够兴盛起来。科学要为人民服务，科学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人民要被科学武装，人民才会发挥伟大的力量。这科学与人民的结合，只有在苏联是确实地做到了。这种实践的精神，我也一定要带回中国去，使我们中国人民和中国学术界，对于今后的世界文化能够做出新的贡献。我离开中国的时候，中国的人民和中国的学术界托我带来了一个希望，便是希望中苏两国的学术界能够得到密切的联系，中苏两国的人民能够更加增进亲密的兄弟般的友爱。
胡济邦也在听讲，她向我进言，报告完毕后，应该去参观阿院士的书斋。我同意了，她便也征得了阿院士的同意。在我发言之后，阿院士先走了，说回头开汽车来迎接我们。中休之后接着是史登博士（D
.Stei
）的《管子与希腊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我非得静听不可。在听讲中阿院士曾经来催过一次，但我不便中途退席。这样竟使史登博士特别加速了他的报告的语调，我心里很感觉着不安。报告将近一个钟头完毕，毫无疑问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可惜我不通俄语，只能靠齐同志和胡济邦告诉我一些大意。齐同志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只说关于《管子》一书的年代没有明确的判定或许是白璧的微瑕。《管子》书并不是管仲做的，也并不是春秋时代的书。关于这个问题，有罗根泽所著《管子探源》，有参考的必要。这书虽然也并不就是结论，但它确实提出了好些新的问题。
等史登博士报告完毕，我们走下楼时，阿院士已经走了，听门上的人说，他回头再来。我们便在楼下的一室参观苏联科学院自成立以来的关于植物学方面的出版品的陈列。两百多年前的珍贵的出版品很不少。在还没有参观完毕的时候，阿院士又乘着汽车来了，我向他深深地道了歉。
阿院士的书斋里面所藏的中国书很多，壁上有黄庭坚所写的诗，是拓本。阿院士说，他喜欢黄庭坚的字。又说，“入其室即知其人矣”，确是这样。蒙以中国茶款待，一面饮茶，一面谈到中国和日本的茶道。日本的茶道，我认为是从潮州、福建等地输出的。因而便谈到韩愈。阿院士说，中国人所供的财神在南边的恐怕就是韩愈。这见解很新鲜，我没有详细问明根据，或许是因为韩愈有《送穷文》的缘故吧？临行，阿院士把他所翻译的《诗品》和《聊斋》一样送了我一本，还用汽车一直把我送到了旅馆。
中饭后与齐同志两人往参观列宁博物馆，馆内所陈列的系列宁城保卫战的战绩。双方的各种武器，各种详细的数字，立体的平面的各种模型图和各种地图，把整个战况活现在参观者的眼前，设计的缜密灵巧实在值得惊叹。
在围城的初期，一九四一年冬季开始时，一切供应线都切断了，只有靠空运救济。但这供应量不够分配，全城的居民在这时期饿死的人很多，有全家饿绝了的。馆内在一个玻璃匣中便陈列了一例。那是一位姑娘的日记，她用铅笔记下日期和时刻，那一天她的亲爱的祖母饿死了，那一天是她的妈妈，那一天又是她的弟妹，直到没有日记的一天，当然就是她自己死了。就这样，七口人家一共死绝。
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候，东北方的拉多加湖结冰了，冰上便开出了一条运输路来。然而在这冰路上却依然发生了障碍。冰已经结得够厚了，司机们照着自己的经验以为可以毫无问题了，然而汽车驶去往往陷进冰里。在这儿便表现了苏联科学家们的威力。科学家们被召集了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约斐教授的研究室里也终于得到解决。
汽车在冰上开过的时候，它所引起的振动对于冰的破裂有重大的关系。这种振动以每小时约二十英里的速度进行。假使汽车的速度快于每小时约二十英里，那便没有问题。假使是缓于每小时约二十英里，那便是在振动上加上了汽车的重量，结果便起破裂。
问题一阐明了，困难也就得到解决。冰上行车的规程便有了新的订正。每小时的速度不能小于二十英里。前后两车之间至少要相隔若干的距离。不得由对面驶来的车旁边驶去。
这是苏联科学战胜了自然，战胜了法西斯的一个宝贵实例。在回莫斯科之前，齐同志要去向他父亲告别，我便要求去拜见他的父亲。在这儿我看见了苏联的家庭，父子之间非常动人的情爱。
家是在一处僻静街道的楼上，当我们的汽车驶到门口的时候，齐同志先上楼去通知。有七八个男孩子走来围着汽车张望，我便把汽车门打开，欢迎他们到车上来。他们非常的高兴，一下便把汽车坐满了。司机只是笑。苏联的孩子们非常天真，他们对于外来的人并不感觉生疏，不用说更没有丝毫侮蔑的情态。他们真好像是生在乐园里的天使一样。我爱他们。像这样在自由的天地中所陶养出来的第二代，应该说是真正的人类的开始吧。
齐同志下楼来了，他看见一车的小孩子，开朗地笑了。“苏联的孩子们真是天不怕，地不怕，胆大得没有王法。”他这样说。我们上楼去了，车子就让给孩子们占领着。
齐同志的父亲是很魁梧的一个人，他以满腔的诚意接待着我们，非常的兴奋。他忙着这样，又忙着那样，一面吩咐着他的一位新续弦的夫人，一面又自己动手，想用尽一切的方法来使我们熨帖，使我们满足。他本是普通医师，战时担任军医，现在也还是。围城时他自然没有离开。住宅壁上有好些弹痕，他一一指示给我们看了。室中的餐桌上已经陈出了餐事。我们在旅馆里吃了中饭才不久，实在没有方法再吃，但经不过齐老的恳切劝侑，结果还是喝了三杯伏特加，又喝了一杯咖啡。夫人也很殷勤地款待着。她亲手做了一个大蛋糕，截了一大半来包好，要我们带到火车上吃。
——因为你在中国，我没有征求你的同意便续了弦，你不反对吗？齐同志把他父亲对他说的话翻译给我听。
——这是父亲的事，我无权过问。他又说：我是这样回答了。父子之间这样的毫无隔阂，实在是美丽的事。像在我们中国，上了年纪的父亲便每每武装着自己就跟硬壳胡桃一样，续了弦，谁还会向你儿子道歉呢？你要反对吧，扭着耳根向后母叩头就是。到莫斯科的火车有八点和十点的两趟，八点的是特别快车。我们为了要去赶这趟快车，便只得匆匆告别。齐同志和齐老拥抱了。我也和齐老拥抱了，他不断地说“谢谢，谢谢”。我们下了楼，孩子们从车里下来了，其中的一位搂着我要和我拥抱。我们也拥抱了。差不多每一个孩子都拥抱了。齐老夫妇站在楼头的月台上送别，邻室的人都出到月台上向着我们挥手。小朋友们等我们的汽车开动之后，还追送了一程，喊着“乌拉”！
八时前一刻赶到车站，是特别快车“红色的箭”。起初被分配在第一列车，四人同一车室，其余二人系新闻记者。继经齐同志向车长交涉，上车后在鲁班站上换到最后一列车，二人一室。室内宽敞，有寝台，有盥洗间，甚感舒适。
沿途所见均是战场，森林和村庄多整个被焚毁。铁桥被炸断，尚未修复，系用临时架设的木桥代替。本是双轨的路线，现也只是单轨，因为有一半被德寇拆去做工事去了。因此车行颇缓，平时十个钟头可以到达莫斯科的，现在需要一倍以上的时间。
六月二十九日
夜在车上睡眠，颇为安稳。六时顷醒来一次，继复入睡，再醒已八时，齐同志已先起床。
盥洗毕，将昨日所受干粮复行分食。齐同志对于中国外交史很感兴趣。他在研究“孙中山的外交政策”，准备作为考副博士的论文，不久便要提出了。将来的博士论文还是想取材于外交史。他谈到《鬼谷子》，我告诉他是伪书，就是苏秦的存在都成了疑问，中国的学者和外国的学者，近来颇怀疑苏秦是小说人物。中国外交大率起源于春秋列国盟会，至战国时而成为纵横捭阖，秦汉以后的四裔交涉，或则和亲，或者用武，视彼此国势而定，殊无原则可言。车至加里宁站时，做第二次停车，天雨。站上有复员的兵车，系由前线凯旋者，人人皆有喜色。
午后一时顷到达莫斯科，天仍雨。齐同志送余至国家饭店，已改换至二三二号室，有浴室设备。室在三层楼的东南隅，颇深邃。窗外即是美国大使馆的**，停了不少的汽车。齐同志以电话通知对外文化协会之后，便回外交部去了。
傍晚有人送戏票来，是科学院招待全体外宾，在国立剧场看歌舞。同时齐同志也来了，他是来陪我到剧场去的。他说：“今天是最后一次奉陪，明天宋子文要到，外交部的事情要忙个不停了。”同赴剧场，座位在二楼第十五厢，就在当中的旧皇室间的右手第一间。一个包厢中有七个座位，正前凭栏有三座，阿院士和我和另一位老将军。阿院士昨晚乘的是十时的火车，刚到莫斯科没有好一会儿。
剧场甚为壮丽，全部红漆飞金，光彩夺目。舞台正面垂着红色海虎绒幕，也是金线全面绣花。一共有九层楼，大概可容纳三千观众。
歌舞节目分两部分，第一部现代形式，第二部民族形式。在第一部里面有一项节目是男女合舞，男的名梅瑟勒尔（Me-see
e
），女的名列拜辛斯卡亚（Lepeshi
skaya），听说都是第一流的大舞星。舞毕大受欢迎，安可儿者数次。
——君对此跳舞乐乎？阿院士问我。
我看阿院士不曾拍掌，揣想他是不甚感兴趣的，因此，我便笑而不言。
阿院士自言自语地说“无礼”，接着又说了一个“无耻”！接着是一项女高音独唱，也博得热烈的喝彩，也安可儿了好几次。
——君对这歌乐乎？阿院士又探问我。
我依然笑而不言。停顿了一忽，阿院士这样说：“喉咙大，吼得高！”
中间有一段休息时间，离开座场，在外围的游廊里漫步，遇着特罗伊次克先生，他告诉我：丁西林已经到了，但他还没有见到面。游廊壁上满悬着科学院列位院士的放大相，阿院士的相也在里面。这些文化英雄们受着国家这样的表扬，令人更深切地感觉，苏联并不单是红军的国度，而同时是学者的国度。
第二部的民族舞，以前在电影里面，虽然不止一次地早就观赏过，但实地的印象毕竟不同。奇异而艳丽的装束，淳朴而开朗的表情，原子能放射式的动态，炫目，开心，令人无条件地陶醉在欢乐的海洋里。在看过一次乌克兰舞之后，阿院士又问我，乐乎？我这一次没有隐藏自己的意见了，我说：“这是艺术上的集体农场，农民艺术的高度组织化。”但我这样说，似乎没有得到阿院士的同感，他丝毫也没有表示意见。阿院士似乎很受了宋明道学家的影响。
十二时顷回寓，雨已经住了。丁西林确是到了，和我同室。
他交了一封信给我，是立群的信。
六月三十日
立群的信是六月十二日写的，内容很简单，但却紧紧地抓着了我。我翻来覆去地读，已经能够暗诵了。
你安心地去完成你那伟大的使命吧。家中一切都平安，只是寂寞得难受。因为你走的路太远了，怎么能够安定呢？同你在一起的时候不觉什么，事实上分开了真觉得自己是一条迷了路的小羊，既年青又无智。唯一的希望是你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并时常能得到你的消息。你走之后，即接到公家发给的三千美金外汇，此款在重庆不能兑现，拜托丁先生将汇票带去，你在那边设法吧。期限只一年，过时便将作废。……
相别已经三个星期了，汉英的学校应该是放暑假的时候。文委会已经裁撤了，我又不在家，恐怕他们要下乡去住都不可能了。假使全家能同到莫斯科来，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呵！单是这凉爽的气候已经就是很可宝贵的了。这儿的天气只抵得上重庆的晚秋。十二时顷中国大使馆有车来接，我和丁西林两人同往克鲁泡特金巷访问傅大使。适逢其会，阿院士也在。阿院士和傅大使很能谈得上来，在列宁格勒时他曾经告诉过我，“傅大使很有文采”。不一会儿阿院士告辞了。傅大使留我们吃中饭，据说三点钟的时候，宋子文和彼得罗夫大使将要到达，大使馆的人都要到飞机场上去迎接。他要丁西林和我也同去。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先到飞机场，适逢波兰总统刚走，机场上正把波兰国旗换成中国国旗。
不一会儿外交部次长洛索夫斯基到了，人很矮，戴着眼镜，须发都斑白了。假使不是穿的官服，很像位大学教授。他说，他到过汉口和上海。我忽然想起，那是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的事。那时候北伐军已经肃清了长江流域，第三国际工会曾经在汉口开过一次太平洋劳动大会，洛索夫斯基当时是国际工会的书记，我在汉口曾经听过他的演说。隔了将近二十年，世界几经沧桑，洛索夫斯基也老了，但他那慈祥恺悌的面貌是愈见发福了。莫洛托夫也到了，各国的使节也到了。有乐队和仪仗队。摄影师们在不断地工作。
——难得我们碰着了这样的一个场面。丁西林在一旁对我说。三点一刻钟的时候，空中有拍音，飞机果然到了。迎接的人簇拥上去。握手，握手，握手。在中国使节团之外有彼得罗夫大使，米克拉雪夫斯基参事，伊三克秘书同行。米参事告诉我：有封信，回头给你送去。
宋子文当场讲了话，也翻译了。仪仗队严整步伐，致敬。大家分别坐上汽车。
大约是在火车上受了凉，我自己有点伤风的气味。胡济邦说她有药，便也同车到大使馆，把药取了回来。回寓时已四时将近，正想休息，大使馆一位姓唐的来了，他说对外文化协会欢宴外宾，要我们赶快去。我们说是明天下午两点钟。他说，不是，是今天。但在清早九点钟的时候，苏太太来电话，不仅我一个人听成明天，就是丁西林也是听成明天的。我们在电话里面还追问过好几次。姓唐的坚持着是今天，而且对外文化协会正在找寻我们。这样，又只得赶到协会去。果然是今天的招待，外宾们都在散了。在这儿，苏太太、栗文松部长、凯缅诺夫会长很恳切地接待着我们，在别室里特别又为我们整备了酒肴。有了这一错误，多少感觉着有些不安。苏太**慰我们说，以后有事我还是不要打电话，我还是要亲自来。
有大汽车送客，回寓时已经将近六点钟，雨又下起来了。伤风渐成事实，微微感受着一些热候。但在这时候又有一位女同志送来了请柬，是克里姆林宫的夜宴，但只有我的一张。女同志穿一身黑衣，英国话说得很圆熟。她是科学院的人。我对她说：我有点不大舒服，我不打算去。她说：你非去不可，一定要去才行，我陪着你一道去。这样我便只好跟随着她去。在旅馆门口坐上了一部汽车，车上已经有三个人，是蒙古的学者。一位年青的用英国话问我：你懂不懂法国话？我答应不懂。以后我们便只默坐，看来他们是不懂中国话的。
克里姆林宫离旅馆很近，对街便是，但汽车行驶须得绕道，街上交通管制，极有条理。在宫前停了车，进门处检查了护照，入宫被引进了一间白色大理石的殿堂。石壁异常光美，全体刻着条文，金字，大约就是苏联宪法。我就的是第二十五席，恰巧李约瑟博士也同席。黑衣女士看见我认得李约瑟，她很高兴。她说：那就很好了，李约瑟博士是很亲切的。
席次的排列和列宁格勒的士摩伦宫夜宴差不多，右手一排主席，其后有舞台。宾席成纵列，恐怕有四十席光景，每席可能坐三十人。酒肴果品极为丰盛，每人还有两包香烟。
我到了不一会儿，主席上的主人们，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其他常见的各位苏联领袖们都先后就席了。李约瑟身材高，他先看见斯大林出席，他把所见到的一一告诉我。斯大林穿的灰色元帅服，须发都已经灰白了。李约瑟说，他恐怕坐不了好一会儿就要退席的，今晚的会恐怕要闹到半夜过。这预测，后半是猜准了，夜会直到十二时后才散会。但前半却没有猜准，斯大林和其他的领袖们，一直陪坐到了席散。
莫洛托夫做主席，一切作风也和列宁市长相同。间歇谈话，间歇干杯，绝无长篇大套的“训辞”。说了话的人不少，但斯大林却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是很愉快的事。一位大领袖倒不在乎每宴一次客，一定要来一套大演说的。诚信已孚，思想已移诸实践，不说话比说话还要伟大。无聊的口水话，不兑现的空头话，翻来覆去地占领时间，唯一的好处或许是自己觉得威风。
歌舞的节目没有间断，斯大林似乎特别感觉兴趣。他是侧着身子往后看的，每一节目完毕他都很热心地拍手。最后一场是红军歌舞，时间最长，每一位演员差不多把自己的全部灵魂，全部生命，都融注在那最高的欢乐里面去了。旋回踊跃的猛烈，令人感觉着那整个的肉体是钢铁炼成，钢条发动的。
李约瑟告诉我，他不两天要回重庆去了。我便在当天的节目单上简单地写了一些离开印度以后的情形，托他给立群带去。他很高兴，他说：我一定要亲自去访问你的夫人。我很感谢他，得到这样一个好机会，实在是一件愉快事。
将要散席的时候，丁西林走到我们的席上来了。原来他也被邀请了，只是请柬送到了大使馆，来得比我迟。他坐的是第三十二席，与彼得罗夫大使同席。
归寓后，急入浴，水已不温，匆匆就寝。
七月一日
早餐八时至十二时；
午餐一时至五时；
晚餐七时至十时。
在这个期间之内，进食堂去，随时可以进餐。
伤风成事实。早饭后十一时顷，苏太太来，约我们去参观东方文化博物馆。我们参观了中国、日本、伊朗各室。关于日本方面的搜集较为精粹；伊朗的，在我参观过德黑兰博物馆之后，自然是“曾经沧海”了。中国的相当杂，古物多是赝品。但这不能怪苏联方面搜集得不精，而是要怪我们中国人作假的恶习太厉害。我倒想建议，把中国历代的文物，或者翻砂，或者复制，有系统地作为国家礼物，向各主要盟国分赠一套。这样不仅可以敦睦邦交，也是介绍中国文化的一项方便。丁西林也很赞成我这个意见。在很多的现代物品中，我看到齐白石的《螃蟹》，徐悲鸿的《猫》，刃锋的木刻《高尔基》，还有古元的木刻一张。
临行时馆中负责人赠我一张照片，大概是《贵妃入浴图》，画者无名，画很精细。站得远的贵妃比站得近的男女侍者更大，上身与下身也失掉比例，但这正是中国古画的特色。或者是元明人的法物吧？
归途丁西林欲瞻仰红场，遂乘车经由红场，在列宁墓前经过，并驶及普希金广场，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最后到了体育场。天雨，体育场未开放，复由原道回寓。
因微有热候，感觉着不舒服，午饭后即休息，醒来时已经五点钟了。
七时顷齐同志来，交来米参事带来的立群的信。他说，我不打扰你看信的时间。把信交了，他就走了。信内有照片四张，是临行时所照，剪报一纸——《端午节零绪》，读之令人感动。重庆有霍乱流行，很值得忧虑。
栗文松部长与苏布拉清太太同来，约我们到国家剧院看芭莱舞。今晚是特别招待宋子文和他所领率的中国使节团。演出的节目是柯夫曼的童话剧《硬果钳子》，柴珂夫斯基作曲，这是极有名的芭莱舞，听说演出的机会不容易遇着。
圣诞节的夜。有富贵人家宴客，一魔术老人携带一木偶，即硬果钳子（木偶的口一张一闭可将硬果咬破），赠予主家的**。有一顽童用种种恶劣的恐骇手段想夺取，但没有成功。**受惊，就寝后，即幻为梦境。梦中仙境有各种民族的歌舞，波斯、埃及、印度、希腊，均属写实。但柴珂夫斯基生前不曾见过中国舞，其中有一对中国人的舞态全是他想象出来的，把中国人漫画化了。假使可能的话，改成唐宋的古装舞，似乎也不会损坏全剧的调和。
二楼正中的贵宾室（帝俄时代的皇室座）上面交悬着中苏两国的国旗。当莫洛托夫陪着使节团出现在贵宾室的时候，全场都热烈鼓掌，表示欢迎。第二幕、第三幕的开幕前也热烈鼓掌，闭幕后使节团临去时更鼓掌不息。我们是坐在池子里面的，座位是右手第十一排第二十七至三十。
回寓后已十时过，胡济邦来，她是陪着使节团在楼上看。据她说，这样热烈的欢迎，比丘吉尔来的时候有过之无不及。听说明天上午又被招待，参观克里姆林宫。
东方学院有信来，是俄文的，幸得胡济邦帮忙翻译，知道是明天中午司徒鲁卫院士将做报告，约我去参加。伤风愈见进行，趁水热，急忙浴沐一次，就寝。
七月二日
中午本应该去听司徒鲁卫院士的报告，但在十一点钟的时候，接到苏夫人的电话，说午后一时半有事，她要来当面邀约。并叫我们在一点钟的时候用中饭，不要离开旅馆。听讲的事只好作罢。一时顷用了中饭，苏夫人果然来了。原来也去参观克里姆林宫的博物馆。步行前往，经过红场，沿着莫斯科河，把克里姆林宫几乎绕了一个周转。前一次坐汽车时转瞬即到，步行起来却很走了一会儿。天晴衣厚，发出一身大汗，或许是因为伤风。
博物馆中所陈列的是历代沙皇的用具、武器、马车、衣袍、冠带、星章等，真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说明者十分恳切，专门为了我们两人，每一事物均加说明，甚可感谢。同时还有一大群苏联公民也在参观，也有说明的人领导着。
有拿破仑的大理石等身像一尊，头上戴着月桂冠，是一八一二年进攻莫斯科时他亲自带来的。他的意思，打算把俄国征服之后，就以这个“胜利者”的姿态立在莫斯科。然而一败涂地，这个“胜利者”没有方法逃走，便成为了永远的俘虏。我感觉着这是对于黩武穷兵者的极深刻的讽刺。参观完毕之后，在题词簿上我信笔题了这么几句：
集工艺之美，聚珍宝之光，
帝王生活诚然富丽堂皇，
到今朝尽归诸人民玩赏。
试问权威何在？春梦几场？
最可怜是拿破仑一世石像，
一个永恒的俘虏自行送上！
陈列品中也有一些中国物品，但并不怎么名贵。有不少的金钱、银钱，满拟在这里面找得出尼古拉二世加冕纪念币，竟未发现。（立群有这样的一个金币，一面有尼古拉二世和后妃的像，另一面有王冠，有文曰“与上帝同在”。这大约是李鸿章参加俄皇加冕礼时所得，立群的祖父于式枚，是李鸿章的秘书。）
归寓后，伏伊丁斯基博士（Voiti
sky）来电话，约明日午前十时来访。适胡世杰在室，我向他探问，才知道伏伊丁斯基博士在约飞之后曾经到中国做过代表，现任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像这样由政界退回书斋，或由书斋进入政界，在苏联是常有的事。世杰这样说。像彼得罗夫大使，他本来是研究院的研究员，而且还研究过杨朱、王弼、王充，他现在进入外交界了。九时顷，苏太太来邀往看木人戏。剧场很小巧，可容三四百人。舞台上有灯光布景，和普通剧场相仿佛。剧名《鹿王》，一切颇有艺术味，唯意义不甚了了。大率有一国王，自言能变化任何动物或鹿，其宰相欲篡位，猎鹿谋杀之而强娶王姬，但结果终归失败。终场后大受喝彩，艺员各拥所操木人出场道谢，甚有情谊。
七月三日
今日快晴，伤风渐愈。十时顷伏伊丁斯基博士果如约而至，齐赫文斯基同志同来，约于后日往历史研究所做报告，我答应了，并求齐同志做翻译，他也慷慨地答应了。
外文书籍出版部来电话约会，约以午后二时。届时来二人，一俄国女士，中国话极纯熟，一山东同胞，胸上带有徽章。来访的目的，主要是想知道外文部的书籍在中国读者间的反响。这情形我不十分明了，我只把带来的书送了一部分给外文部。
五时顷，莫洛托夫在外交宾馆招待外交界，主宾是中国使节团，丁西林和我也在被邀之列。先到大使馆，再同行赴会。各国来宾甚多。建筑甚为华丽，壁上挂满名画。齐同志告诉我，这在帝俄时代原是一位富豪的房子，打牌输掉过。革命后已收归国有。彼大使，米参事，罗申武官，伊三克秘书都在。胡济邦给我介绍了一位导演家，人很高。他说，很愿意导演一个中国戏，要含有哲学意味的。胡济邦便推荐我的《屈原》。伊秘书说，那很好，我愿意担任翻译。话就说到这儿为止。
六时顷回寓，有人送了艺术剧院的戏票来，一共三张。说是朱君**的。想来一定是朱庆永，但他本人却没有来。到时候了，我们便留下一张在柜上，各自到剧院去。剧院离旅馆不远，前天朱君约我们游街时，曾经给我们指示过。我们到了剧院附近，院外簇拥着不少的人，一位中年妇人，看见我们手里拿着戏票，以为我们是卖飞票的，便向我们买票。
走进门时，又有工人模样的人也要抢买我们手里的戏票。进门后走错了路，走进吃食店里去了，遇着一位红军军官，他也向我们买飞票。结果还是这位军官把路向给我们指示明白了，我们才得走进戏场。场面并不大，只有池子，没有楼厢，怕只能坐六百人左右。这是以演出契诃夫的剧本而著名的剧场，幕上有海鸥的徽记。所表演的是农奴解放时代的故事，闹剧的性质很浓厚，我们只看了三幕，没有看完。
在第一幕闭幕的时候，苏太太也来了。她大约是在旅馆里探听到了我们的去向。谈剧情，在她也不甚了了。我们把刚才遇着三次买飞票的情形告诉她，她说：我们苏联人是极喜欢看戏的，莫斯科的剧场尽管多，但依然不够分配。有的人想看戏而没有票，有的人有票或许不能看，所以便有这买飞票的现象。
我真是很爱慕这样的国民，他们真正了解对于人生必要的娱乐。这自然也是物质条件使他们这样的，他们的生活有保障，工作有保障，做了好多工便有好多报酬，医疗助产是官费，用不着有了今天愁明天，得到甘肃望西蜀。他们所得到的报酬自然便会要求正当的享受了。葛天氏之民欤？无怀氏之民欤？这是古人的乌托邦式的想象，而在苏联则是现实。
七月四日
晨起准备明天的报告，《战时中国的历史研究》，十二时顷完成。
午后胡济邦来访，将延安版《屈原》借去。同时邀约外出，丁西林同她出去了，我因为想约齐同志来商量报告的翻译，没有同去。
有人来电话，接话时知是李立三。约以七时来寓一晤。接着又是电话，这回是苏太太。耳聋，听话很不方便，听出是凯缅诺夫先生约谈，但总听不出是什么时候。苏太太说，她要来，我便只好等待。
苏太太来了，约谈是六时。但已经五点半钟了，只好留下字条，请立三在九时再来。同时请苏太太和齐同志通电话，告以报告已经写好，随时请来商量。
赴对外文化协会，与凯缅诺夫会长谈约一小时，商量我在苏联参观的步骤，允为订一个月的计划。丁西林主要的是看自然科学方面，和我便不能不暂时分开了。丁西林依然是科学院的客，我便改为对外文化协会的客了。
九点前一刻，齐同志来，我把报告稿交给了他。他走了。不一会儿立三也来了，十八年不见，他比从前消瘦了好些。他说我的相貌一点也没有变，这应该是不可能的事。立三在苏联已经十五年了，已娶妻生一女，女已二岁。他在外文书籍出版部做工作，《俄罗斯人物》和《考验》都是他所翻译的。他很思念国内的朋友，差不多的旧友，他都殷殷地问到了。
我们同到高尔基大街去散步。他指着一座大厦给我看，他说：“这是以前的第三国际招待所，现在改作别用了。恩来来时，是住过的。那时候，这条大街，还没有好多大的建筑，现在是大厦凌云，鳞次栉比了。”的确，为了放宽街面，有的高楼大厦正整个往后移，而同时又在向空中发展。这是原来的基础好，改造起来也比较容易。
立三住在郊外，坐地下车约四十分钟。我们步到普希金广场又折回，在转向旅馆的街角上握别了。
七月五日
读葛洛斯曼的《生命》毕，写一小队红军潜伏炭坑与德寇作战，备极艰苦，终得脱险的故事。要这样才可以算得是真正的“地下军”。齐同志本约十时至十一时顷来寓商讨报告的翻译，十一时将近，胡济邦来，催去访问亚布雷丁。亚布雷丁是作家协会的秘书，胡济邦已经用电话同他约定了，说我十一时将往拜访。这使我有点为难。万一齐同志来了怎么办呢？据说，作家协会很近，亚布雷丁在那边等，我也就只好先去访问了。恰巧，在横过高尔基大街的时候，在街头和齐同志对碰着了。约好在一点钟的时候再来。亚布雷丁年近六十，见面时表示热烈的欢迎。往年我们曾经通过信，我送过他一小条四川出产的竹丝帘（毋宁改称为绫），他说，他的夫人（哲学教授）甚为珍重。办公室很窄，壁上有巴比塞、萧伯纳等作家的相。亚布雷丁也要我的相片。我请他向塔斯社要，几天前塔斯社曾有记者到我寓里照过相的。
作家协会有《文学报》，是周刊，他要我发表谈话，作为对于苏联人民和作家的致意。电话中约好了艾德林翻译。明日午前十时再在作家协会会面。
与齐同志商讨译稿，直至三时半始完毕。齐同志字斟句酌地十分认真，有些地方我劝他马虎一点，然而他决不马虎。这工作态度使我钦佩。中国话和中国文太不严密精确，翻译成外国文字是一件相当吃力的事。齐同志在百忙中帮我这样大的忙，我的感激是无言可以表达的。他在中国的时间并不久，而他的中国话的发音和了解都非常正确，进步之速足以惊人。这除他有聪明的禀赋之外，工作态度的不苟且，应该是使他成功的重大原因。
齐同志把译稿弄完之后，回去吃饭去了，我也下楼进食堂用膳。等了一个钟头，餐事不见送来，后来才知道丁西林先进食堂时，送出的是两人份，我的一份已经没有了。讲演的时间快到了，又只好回到房里。
四时四十分顷齐同志又来，同往历史研究所。那是在一座大厦的二楼上，在一间会议室中由伏伊丁斯基博士主席。伏博士先把研究所的业绩简单地陈述了一遍，关于东方的历史主要的是研究近代史。太平天国的运动、辛亥革命、太平洋问题等，是各位研究员的中心问题。接着便是我的报告。我主要的说到抗战以来的历史研究，通史的酝酿，古代社会的争辩，历代农民革命运动的关心，封建制长期停滞的探源。我说得很简单，但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我读我的原稿，齐先生读他的译稿。听讲者将近四十人，似乎都还感觉兴趣。文化协会的东方部长栗文松先生和苏太太也在听讲。讲完之后，栗文松告诉我，希望把这同一报告，在文化协会再做一次，日期和时间决定后通知。我自然乐意接受了。
七月六日
今日快晴。九时过胡济邦来，同往作家协会，与艾德林谈话。
归寓已十二时，苏太太在寓等待，当即同往参观列宁博物馆。说明者为一女士，甚为恳切周到。但须经翻译始能通晓，颇费时间，只看了楼下一层，改日再往参观楼上。
晚，外文出版部约往谈话。我把战时的文艺活动报告了一番。听讲者半系中国人，但除立三外，无一相识。
七月七日
晨起草就《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日前与凯缅诺夫会长谈话时，曾提及要我在对外文化协会对苏联文艺界做一次报告，日期随后通知，不得不早做准备。
十一时顷苏太太来，说有好消息，对外文化协会招待我去游伏尔加莫斯科运河。不一会儿康屈拉雪夫同志来，同乘吉普车，经由高尔基路、列宁格勒大道，到达运河码头。同游者为英国康特伯里主教约翰孙博士（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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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他的一位助手戴先生，另一位参加科学院纪念会的伊朗学者。主教身材很高，脸呈红铜色，头秃，仅后脑勺上蓄有半月形的银丝鬈发，年龄当在七十以上。身上穿的是羽缎缁衣和扎脚裤，颈上带着一个十字章。他是有名的“红色主教”，对苏联极表同情，是英苏文化协会和援苏委员会的副主席。他到莫斯科没有两天。
运河不很宽，怕不足三十公尺。河岸很整齐，时有森林蓊郁，映带着一些精巧的农家木屋，浑如图画。河水呈淡茶色，沿途两岸都有不少的人游泳。浴着太阳光的儿童们每每向着我们的汽艇欢呼。汽艇甚开朗，在两旁宏大的玻窗下边各有相对的座位，夹着固定在窗下的一个小茶几。带有不少的饮料和食品，对着晴光碧岸，喝着香槟葡萄，诚然是称心乐事。
艇行可两小时，到达了一处水道分叉的地方，汽艇停泊了。但不能靠岸，跳板也不能及岸，幸好有一位中年人在近侧驾着一只小艇在钓鱼，靠他来接应，把我渡上岸去了。
大家上岸都解衣入水，连那七十多岁的老主教，他也精**裸地跳进水里游泳了起来。我因为伤风还没有十分痊愈，踌躇着没有下水。钓者看我在岸上徘徊，他用德国话和我攀谈。他问我，为什么不下水？我只说我没有带浴衣。他说，那成什么问题！你看那位老英国绅士不是裸体吗？我受了他的鼓励，也就解衣入水，来回游泳了一会儿。
伊朗的代表，在岸上把手表掉了。四处找寻不得，被一位船上的女水手发觉，掉在靠岸的水里。她脚上穿着长筒皮鞋，很矫健地跨进水去，拾了起来。——连手表都高兴下河洗澡啦！有一位用英国话这样说，大家都发出了一阵哄笑。
归寓时已六时过，发觉上衣上所佩带的科学院纪念章在艇上遗失，甚为惋惜。
七月八日
润色《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
十二时顷仍由苏太太做向导，继续参观列宁博物馆的楼层。
列宁的生平，自幼至于逝世，均有条不紊地陈列着。有实物，有照片，有模型，有画面，最后还有电影。我们不仅接触了列宁的手泽，还听见了列宁的声音，更仿佛感受了列宁的呼吸。
一九一八年遇刺时的黑色大衣，悬在一座玻璃橱里面，伤在左膊及左肩胛处，有红线标识。列宁的书斋照样陈列着，壁上有一九二二年的日历，有“禁烟”字样。只有这一点列宁和斯大林不同，他是不吸烟的。一九二二年列宁死时情况及其遗容，在一片红旗簇拥中，令人涌出热泪。棺墓模型的两侧，有各国的唁电或纪念文字，嵌饰在壁上。右壁有真茹暨南大学华侨学生会及其他由中国去的唁电。
参观完毕，我在纪念册上写了这样几句：
一代的伟人，
无产阶级的父亲，
全人类新历史的开创者，
你的遗像永远如生。
人民的欢乐，将和你的
勋业，永远长存。
在街头闻雷，声如排炮，与中国雷声不同。略洒细雨。三时过返寓。
六时顷，苏太太复来，约乘地下电车，往文化公园。
地下车站极堂皇，全用大理石砌成，每一个车站有不同的规模，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装饰，听说是世界第一。全长达八十公里。日本东京也有地下车道，视此自大有逊色。
文化公园离红场并不远，只隔两个车站即到达。游人甚多，有大小规模的娱乐场。有一露天剧院，名“绿色剧场”，规模之大可能容纳万人。我们在这里又看了民族舞和红军舞。有一节目系二童子角力，结果只是一位大人所演。衣服作二童子状，一童子之足乃以手代者，演出时惟妙惟肖，绝不意其为一人。
归时苏太太告余云：明晨当往斯大林格勒，约有十余日勾留。得此消息，颇感兴奋。
七月九日
晨六时起床，收拾行装。直等至十二时将近，苏太太才来，立即催促动身，想同齐同志通话，把《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交给他，也来不及了。仍然是康屈拉雪夫用吉普车来迎接的，到了机场已经十二时，有专机在等待着。同行者仍然是约翰孙博士和戴先生，有文化协会的副主席卡拉冈诺夫奉陪，此外还有康屈拉雪夫、苏太太和另一位女英文翻译。
三时四十分到达斯大林格勒，机场上有市**代表、党部执行委员、驻军代表前来迎接。汽车行四十分钟入市，落宿于唯一的一座宾馆，是由破屋稍加葺缮以作应急之用的。市上已通电车，司机是女性，做清扫工作者也多是女性。沿途所见，一片破残，但街道已经清理得相当整洁了。
五时日蚀，蚀自第一象限起，最后才如新月。街上的人多用玻片着烟，以事观察。
晚饭很丰盛。食后参观宾馆周围的战迹。在一处街角上有一座大厦是以前的合作社，战时是德军司令部，后来被俘虏了的德国元帅鲍卢士就住在这儿的地下室里。周围有严密的保卫。斜对角上是市立剧场，剧场不用说也残毁了，还剩下好些壮丽的雕像拥卫着忠骸。在这剧场背后（西面）的一段空地上有一座地底室——是在战时所掘的，深入地下，共有五层，有手摇发电机发电，这是英勇的红军的一个作战中心。我自己用脚步来测量，这儿和合作社相隔，仅有五百步路的距离。
负卫生行政的责任者瓦西列维奇博士，他听说我学过医，便和我特别亲密，一面为我陈述既往，一面又为我指示目前，可惜他所说的我不能够一一记忆。
据他说，自一九四二年九月至一九四三年的二月，那五个月的期间是最危急的时期。单是敌机的轰炸，所投下的**一个月有三十三万个之多。儿童都送走了，老病的有一千人左右住在地下室。此外的人都参加作战，妇女们也同样参加。大夫们左边挂着药囊，右手提着武器也同样参加。不仅是做到逐屋战，而且是做到了逐楼战。就这样一直战到了红军的来援。德国的军队四十万人，战死了十五万，其余都被俘虏了。红军战死了的人数比较少，只有五万人。
学校已首先恢复，工程师宿舍已经建立，在一座学校的比邻。全国有名的大工程师多集中到了这儿，集中精力，要从新建设一座崭新的斯大林城市，要不负“斯大林”的英名。斯大林城市的人现在有一个口号，是“我们保卫了斯大林格勒，我们要再建斯大林格勒”。不错，全斯大林城市的市民都像具有这种精神。他们虽然受了那么空前的浩劫，却好像从火里再生的凤凰一样，个个都是那样的开心见肠，积极进取。
——伏尔加！伏尔加！我们的美人呵！
在街上走着，走到望见伏尔加河的时候，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洛伯钦，举出双手这样叫出。
另外一位委员问我：伏尔加像不像黄河？
我说：更像扬子江。
——是扬子江大，还是伏尔加大？
——扬子江大。
他表示着失望的神气，说：不行，不行，一定是伏尔加河大，伏尔加大！伏尔加，伏尔加，我们的“玛都序卡”呀！（“玛都序卡”是母亲之意。）
实在的，伏尔加河是已经够大了。浩浩荡荡，混混茫茫。水是淡黄的，平铺着，呈出深厚的流动。但和扬子江还不能相比。我也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扬子江的情况。
木造的码头是完整的，但也并非新造，我很诧异。问明缘故，才知道是由别的城市迁移来的。
乘汽船渡河，在一处砂岸上大家解衣入浴，河水很深，离岸不远即不能透底。
七月十日
晨六时起床，瓦雀在街头噪晴，阳光照入东窗，颇有夏意。
斯大林城市可云创剧痛深，全市无一家完整房屋。居民多住于原系三四层楼房之底层或地下室，上无屋顶。
八时顷早餐。食后乘汽车往市外参观拖拉机工场及红色十月工场。前者在战时改为了坦克修理厂，现在已经又在制造拖拉机了。后者是炼钢厂，规模很宏大，由熔炉看到制成钢板。
两厂在战时所受损坏很重，还未十分复原，听说不久前在附近都还有过延性**爆炸。工人中有德国俘虏，希特勒的“最优秀的日耳曼选民”，末路如此，大有意思。但在待遇上和普遍苏联工人别无区别，不经说明，我看不出他们会是俘虏。
参观了红色十月工场的附属学校，已放暑假，只有工人眷属在一课堂上补习，演算代数的高次方程式。工人眷属竟有补习高次方程式的必要，使我感觉惊异。学校是战后二月中所新建的，图书室所藏书籍还不甚丰富。
工人住宅系木造小屋，自成一区域。系由别处运来，只需四十八小时即可镶斗完成。其中有由芬兰运来者，乃作为战争赔偿之一方便。
游了马麦也夫山（Mamaev）。山亦为平缓之一丘陵，战事在此最为激烈。山头展望可及五十公里之范围。遍地都是弹壳、机枪子弹带、炮弹破片、水瓶、钢盔之类。山上有二堡垒，相隔不及十公尺，其一为德寇所占，遂成对垒。
游山时有人做向导，因德寇所掩埋之延性**尚未扫清，时而爆炸。小径在委黄的浅草中蜿蜒，如行不由径，便有触雷的危险。因此，在离径稍远的山坳处，便每有白骨散见，由那破烂了的军服军帽看来，可以看出是一些阵亡了的日耳曼豪杰。
归途入市后，在鲍伏洛夫屋前摄影留作纪念。鲍伏洛夫是红军的一位下级军官，他领导着红军九人把守着一座两层楼的房屋，周围都是敌人，但他始终不屈，坚持了两个多月，一直到解围。解围时，九个人已经只剩下三个了。子弹粮秣，都是在夜间潜出搬运接济的。这间房屋将来要永远保存，屋壁上有题字：“鲍伏洛夫及其同志们坚守不屈之处”。
一时顷归寓，颇觉疲倦，记述日记中即成假寐，乃就枕休息移时。
中食后四时顷复出往参观市立病院。病院是英国援苏委员会捐款所修，我们所参观的是第三座。据说在斯大林格勒之外也还有英国捐款所修的病院；美国捐助的却没有。院中用品，甚至如玻璃杯之类，亦系英国所捐助。这些正是约翰孙博士的功绩，斯城的人感谢他，他自己也很感觉着愉快。可惜他那愉快的程度，我没有方法体验。我是中国人，我假如也在斯城看见了中国人所捐助的病院，那么我也就可以明确地体味得到约翰孙博士的快乐心境了。
院长是女医，全院大夫，男者仅三人，其余都是女性。产妇颇多。月中的母子，平安地睡在新修的病室和洁白的寝台上，看来真有形容不出的幸福。苏联的医药治疗本来一律都是公费，而产妇入院尤其有优先权，这是母性保护的绝好的善政。医药费是苏联国家预算的一笔很大的开支，据说仅在斯大林格勒区域，每年经费便是十二万万九千万卢布。
在国内早就听说费拉妥夫院士移植眼球角膜成功了，使盲者得以重见光明。我以此事扣问陪着我们参观的一位眼科大夫叶略谢夫斯基，他说，这是事实，就是他自己也能施行这种手术，一百人中大多数的人结果良好。
医院参观后，复往伏尔加河水浴。在白桦林中举行酒宴，喝了不少的伏特加和香槟。船在夜色迷茫中，咏而归。
站立在英雄城的彼岸，望着斜阳，
青翠的白桦林诱发着我的遐想。
我也浴沐了，感觉着十分的清凉。
我也干了杯，谈到了人民的解放。
“中国的历史是曾经大放过光芒，
中国人民的前途依然不可限量。”
我也干了杯，表示了自信的坚强：
“中国的人民不会负友人的希望”。
绛黄的流水在我眼前浩浩汤汤，
成阵的红霞不断的演变在天上，
我仿佛是回到了我自己的故乡。
亲爱的，你是伏尔加？你还是长江？
清快的，你是伏特加？你还是高粱？
伟大的斯大林，我遥遥祝你健康。
夜看电影，在一废墟上露天放映。先是旧金山会议的新闻片，在代表中想寻出董老，竟未见。其次是斯大林格勒的复原工作情形。
回到宾馆后，在食堂中复有盛大的夜宴，主人为中国人民干杯，我又干了几杯。
七月十一日
晨七时入盥所，无水。一位老妪，人非常慈和，她提着水瓶来为我盥沃，我很感谢，但也感觉着不安。
此间人喜欢饮黑面包水，色微黄而略带酸味。投入冰与糖，实为无上的饮料。
早食后，十一时顷出游伏尔加。在汽艇中由工程师做了关于再建斯大林城市的报告。有详细的设计图、案图指实，一一加以详细的说明。据云全部计划完成将费十五年，分三个五年计划而执行之，将使斯大林城市成为一座完全新式的都市。市长六十公里，宽仅一公里半至七公里。仅于沿江马路设电车，因电车之轰隆声有损市之宁静。市内将有三条横贯大道，交通以汽车行之。房屋将由低而高，近江者低，离江远者逐渐增高。将多设果树园与菜圃。中央区设一大公园。北部亦将设一大公园。两园之间以树列道相联贯。油库将移于市外。斯城以前树木甚少，外来人颇以为异，将更加意培植。
在伏尔加与顿河之间，战前曾有凿通运河计划，并已开工，但为战事所阻。据云工程颇不容易，因为顿河流域高于伏尔加河流域。运河计划暂无复兴之意。须待全市重建工作完成后，即将继续。
船在江中往来游弋，在上流处右岸，临江有小建筑一簇，云即保卫斯城的名将崔可夫将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当时崔可夫将军所指挥的战线甚为辽阔，全长约三百公里。外国武官曾来观察，咸称此地下室为一绝好的军事博物馆。可惜我们没有去做详细的考察。
船靠彼岸，于昨日入水处更有入浴准备。那位慈和的老妪在砂岸上敷就了几处毛毯，让各人把衣履脱陈在上面。带有浴裤的人很少，男人们大都精**裸的，就像才从娘肚皮里生出来的一样，跳进伏尔加河里面去。浴后，慈和的老妪又来为我揩脚，我真真是变成一个小孩子了。白桦林中又有酒宴，我又痛饮了不少的香槟。
三时顷回寓，略记日记不能成字，只得倒在床上休息。
七时顷赴市**招燕。得见英国所赠斯大林城市之剑与盾，罗斯福所署名的颂词，两者均甚辉煌。但可惜我们中国却没有丝毫礼品。市长和易近人，十分诚恳，毫无矜持气味。余醒未解，又复用酒，尚幸主人见谅，未至醉倒。
席间得知明日将飞往中央亚细亚之塔什干，今晚乃饯别。在塔什干将有一星期左右之勾留。
十一时四十分始返寓。
七月十二日
六时半左右早餐毕，市长及其他负责人均来送行，蒙赠照片一套，均系在斯城所摄。
至飞机场时，对外文化协会副主席临时接得莫斯科来电须回莫斯科，不能同游。七时四十分起飞。十一时十分左右在阿克休宾斯克降落，中休。机站楼上，四壁多油画，有一幅画列宁伏草地读书，另一幅画斯大林偕伏罗希洛夫与人民共话。休息一小时后复起飞，四时三十分到达塔什干。乘汽车入城市。
塔什干是乌兹别克的首都，有新旧二城。新城系革命后所建立，已充分近代化，街头有电车，中央区公园中林木甚为茂盛，近代建筑颇有伊朗风味，色尚淡青。渐驶向旧城，则近代化程度逐渐减低。街路多以小石铺面，未加水门汀或柏油，两侧多土面，并有阳沟露出。但水甚清活。墙屋颇带东方情调，多用日晒砖砌成围墙。
街头每见奇风异俗。每有女子头顶一件大罩袍，脸前垂一黑色厚纱幔，浑如鬼神出现。**少妇喜画一字横眉，因眉浓，眉根接近，遂索性用浓黛联接之，别有风趣。曩曾见画新疆风俗者有此习，塔什干地近新疆，乌兹别克人亦系突厥近亲，风习自有相近者。男女均喜着花衣，戴绣花小帽，色彩斑斓。居民族系亦颇复杂，有黑发方面，毫无西方风味者，殆蒙古人之后裔。此种人每戴一种毡帽，颇类戏台上的英雄帽，只是不挂狗尾而已。
在近郊处下榻于一宾馆，颇为幽静，花草甚多，林木森森，果实累累。
白杨、白桦、桑树、木槿、凤仙、芙蓉、美人蕉、白玫瑰、灯盏花、苹果、林檎、梨、杏、水蜜桃、无花果、葡萄，差不多都是国内所常见的花木果实。触目皆是，应接不暇。只是没有芭蕉。得到两句诗：“林檎委地无人拾，芙蓉花大桑叶肥。”
园之一隅有浴池，水色青黄。水亦山头冰雪所化。由水渠灌溉，每日午后必放水一次，故浴池之水常保灵活。
傍晚被邀往参观一摄影场，在一小型放映室中看放电影。一种是塔什干的建设事业，一九三一年成水闸，土壤大见改良，物产丰盛，尤以棉花为最。此片在重庆时曾见放映，到此更增加了本地的认识。另一种是塔什干的***教徒在爱国战争中的热烈表现，献金、出征、为战争胜利祈祷等，极尽了爱国的热诚。礼拜仪式与中国清真寺中所见者完全相同，唯念诵经典之声甚为宏亮铿锵，中国似已失传。清真寺的建筑，在中国也失掉了它的本来的艺术价值了。
七月十三日
宾馆系平房，余一人独据一室，甚为宽敞。昨夜因不甚舒适，未进食。二时顷曾醒来一次，觉寒，遂将大衣盖上，盖因地域高，故气候温和耶？此等情形，为重庆所绝无。六时顷起床，盥漱，喉部有着凉之意。
早饭后，八时顷出行，先往市**拜会市长，其次往访科学院。
科学院在一九三七年成立，在前本是苏联科学院的一个地方分院，一九四三年改为乌兹别克共和国国立。内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技术科学，第二部分文化科学，第三部分气象数理。从事研究者有三百余人，其中有一百五十人为乌兹别克人。有大规模的出版计划，但因正式成立并未久，尚未实现。图书馆藏书颇富，共有一百五十万册，一百四十种以上的各种言语的书籍。
工程师阿士珂新斯基报告，大约涉于专门，译者最不得要领，主要似谈到水渠的开凿及水力发电厂的规模。有五个宏大的水力发电厂业已大部分完成。将来如全部落成时可能发生一千万基罗瓦特。的电力，而在革命前是只有二万至四万基罗瓦特的。
地质学家乌克隆斯基报告，从事地质调查者有一千余人，发现煤矿甚多，已开始采掘。铁矿亦甚多，尚未利用。铅矿亦不缺乏。大抵南部地质似印度，北部似西伯利亚西南部。
东方古典文学家安得力夫报告，指示了各种的古文书，就中有蒙古文的资料。突厥文古典的搜集有六百种之多。
乌兹别克全国六百万人口，塔市一百万。计有大学二座，研究所三十七座，从事教育者四万余人，一半以上是乌兹别克人。各处城市都普遍地有戏院、电影院的设立。病院亦甚普遍，革命前全国医师仅三人，现在不仅城市中医院林立，即每一乡村都有病院或大夫了。医药免费，教育亦免费。
临别时蒙赠书四册，一本是发掘报告，一本是诗，另外两本是小说。小说中有一本是杨（Ya
是一位苏联作家的笔名）的《成吉思汗》。
接着是访问***教的长老。昨晚在电影中所见到的教长和他左右的人都十分恳切地欢迎着我们。开始是到了教长的书斋，席地而坐，在地上铺了很多华贵的毡毯，还有厚大的坐褥以为靠背和靠肘之用。壁上也悬挂着华贵的毡毯。在极长的矮桌上陈列了无数的果品，有红茶，有饴糖，有蜂蜜，有烧饼。烧饼实心，洼陷如圆帽，其色金黄。主人辄代为劈裂，拌蜂蜜而食，甚为可口。
十一时顷，教长率领客人至教堂礼拜。拜殿颇宏大，可容纳千人以上，人已跪满，在堂外空地中复跪满了更多的信徒，当在三千人以上。大多系老人，青少年亦间有之，但为数颇少。
拜殿门前有方形月台，高出庭面几级，客人被引上月台，坐在石栏杆上观仪。一切仪式与影片中所见者相同，读经赞礼之声非常中听。
祈祷毕，庭中有一老人走至月台下，挨次捧约翰孙博士及余之手而吻之，双泪交流，口中喃喃有声，不知所作何语。——这大概是表示感激的意思吧？人颇贫窭，曾指其破裤相示，究亦不知其何意。
教长退出拜殿后，又把客人邀引至其别院，大事款待。此次系一庭园，右侧为一水塘，蓄水，疑可游泳。中央为过道，道旁有杨树、桑树、白杨，森森成列，浓阴叠地。临塘有木栏，有席面设于其下，仍席地而坐。一切供张均比前次书斋中更为华丽，更为丰盛。左侧为花圃，有红色玫瑰花正在开放。
背方塘，面花圃而坐，余倚桑树一株，以厚褥垫背，颇为怡然。洋糖、方糖、冰糖、蜜糖、饴糖，糖之种类更见加多了。水蜜桃、樱桃、葡萄、巴丹杏、莓子酱、牛奶酪、圆洼大烧饼，更陈设得毫无虚隙。这不仅只是口腹的大享用，而同时也是眼睛的大享用了。有小榧实，味胜胡桃，惜剥食时稍嫌费事。叉烧羊肉，叉长二尺，每人五叉，每叉五肉，以手摘食，食后手指即以两唇抹之。
食间，一青年牵黑色绵羊一头步入席次。青年一手牵羊，一手执桑叶二片。羊无角，头小，尾大，垂耳，细颈，时举其头食青年手中桑叶。两眼清明，甚觉可爱。余问此何意？乃知羊将被宰割以享客，将求教长施以法语，颇觉不忍。俄而被牵入后院，一声惨叫，想必是羊子死了。
院后右方为一坛坫形，高出园地二级，护以土墙。墙上满悬花毯，地上亦有花毯敷陈。继复设长案，长老肃客移座至彼处，俨如古代酋长生活。包饺以大盘陈出，做法与中国同，多下胡椒。包饺食毕，重整席面，又有抓饭，以大盘盛出。饭中拌以美龙瓜片，笔以叉烧羊肉。主人以手抓而食之，客则侑以刀叉。
三时半回寓，正记日记，苏太太来告，仅有一小时停留，晚时将往观剧。往浴池游泳，水深处可没顶，颇凉。有二人同浴，但均不能游泳者。浴后复于园亭中续记日记，略用茶。
五时顷随众出，在阿加德米戏场看演《奥赛罗》（“Othe-llo”）。串演奥赛罗者乃“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艺术家”希达雅妥夫（Ab
a
Khidayatov），串演其妻德斯德孟娜者为伊香杜拉叶娃女士（Sa
ahIsha
tu
ayeva），她也保有“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艺术家”的头衔。两位都是乌兹别克人，演出的台本是乌兹别克的诗人、同时也是乌兹别克科学院的院士，格富尔·古良谟（Gafu
Guliam）的译本。剧院的建筑已经够庄重，而整个的演出，以及灯光、布景、服装、道具、音乐、效果等，无一不达到惊人的高度。
在剧院中招待来宾的主人是乌兹别克的外交部长，人不甚高，但颇英发。他很佩服梅兰芳博士，梅博士到莫斯科时，他还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他还相信着往年的传说以为梅博士已去世，甚为惋惜。我告诉他，梅博士尚在人间，而且在上海。他大吃一惊：——那么，不是投降了日本？
——不是，他已经蓄了胡子，表示了消极的抵抗。
——哦，那就好了。
他放了心，就好像关切着他自己的贴亲者那样。
这位外交部长又叩问了约翰孙博士，请他提出关于演出上的批评。老主教认为演出的成绩很好，就在伦敦舞台上所演出的也不过如此。只是英国人的性格冷静，因而在舞台上的奥赛罗便比较沉着。那种沉着的奥赛罗，搬到塔什干来，恐怕是不会受欢迎的。塔什干的奥赛罗，搬到伦敦去，恐怕也不会受欢迎。
这话说得很巧妙，在约翰孙博士，显明地是认为塔什干的奥赛罗过于矜持了。伦敦的奥赛罗我没有看见过，塔什干的奥赛罗，确实是用了全心全力所演出的爆炸性格。在我，毋宁是喜欢后者。因为奥赛罗本是摩尔人，而且是武人，剧情也是因为短见邪猜而生出的悲剧，就在莎士比亚的性格构造中，想来也不会是把他当成沉着的人看待的吧？
这本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戏剧本身在我自己却不甚喜欢。剧情系由误解而成悲剧，悲剧即无必然性，因而也缺乏历史的时代意义。我在前读剧本的时候便有这种感觉，今天第一次看到演出，虽然演员们都用了很大的推敲琢磨，而结果终没有压迫人的大力。奥赛罗只是一位糊涂的大傻子而已。《哈姆雷特》也在同一舞台上演出过，有照片陈设在游廊壁上的饰窗里面。这件事本身便具有着高度的文化意义。
七月十四日
清晨独步园中，忧国之念不可遏止。国在人为，乌兹别克在帝俄时代乃受高度压制之殖民地，革命以后不足三十年，羁绊解除，人民康乐，羡慕何可极？而返观我国，则外患未除，内忧未已，水深火热，地狱无殊，我虽遨游天外，能无介然于怀？即景生情，乃成诗三章。明知涉于感伤，不能自已。刘后主入魏，曾云“此间乐，不思蜀”，余来塔什干，独有“此间乐，愈思蜀”之心。地狱正需人，我何当久于天国淹留？
清晨入园林，杲杲明东日。林檎枝头青，坠地无人恤。亦有胭脂花，亦有白蝴蝶。凤仙花正开，芙蓉笑生靥。美人隔云端，相思肠百摺。
晨风溢清凉，草木凝青苍。花枝纷烂缦，皎皎映朝阳。鸟语空中闻，时复见翱翔。回忆水牛山，三径谅已荒。狐鼠正纵横，徙倚断人肠。
临流濯我巾，巾秽犹能洁。牢忧荡我肠，百摺浑欲折。纵有林泉幽，纵有歌舞绝。天国非人间，人间正流血。不当归去时，此心将毁灭。
早食时闻讯，苏联**赠与约翰孙博士以红旗奖章，宾主咸举觞称贺。又闻柏林三巨头会议为期已近，美总统杜鲁门已由华盛顿起飞。
十二时过，乘车往参观一女子中学。女校长乃乌兹别克人，人甚矮，左鬓有红痣一片，头梳两长辫。乌兹别克女子大抵喜辫发，**有作无数小辫垂于脑后者。学生亦均系乌兹别克人。校长在办公室内先做一番报告之后，即领往参视图书室和教室。图书室中所陈列书籍不甚多，书橱中有一册《中国苏维埃》（一九三三年版），系俄文，国内未曾见。
一教室正讲授动物学，黑板上画着阿美巴与草履虫等，讲坛上陈列标本甚多，有黄牛解剖图一具。学生席上均敷花毯，学生亦均着盛装。另一教室，黑板上有代数多项式分析。
全校学生共六百人，教员三十二人。教员中有三人任初年级者，系中学毕业生，余均大学毕业，差不多都是乌兹别克人。授课均用乌兹别克语，俄语只是第二必修科，做高级研究的准备。中学及小学高年级男女分校，系战前一二年开始施行。小学低年级及大学，仍系男女合校。改革制度的缘故，是因为女子在十岁与二十岁之间的智慧发育比男子较早，合校便不免互相迁就，使男生女生均受损失。
校庭中有小学生露天唱歌，并做种种游戏，或演民族歌舞。邻近树荫下有寝床设备，以供午睡之用。这是暑期休息团，其中有乌兹别克以外的儿童远来参加。
一时返寓后，四时顷复出往参观斯大林纺织工场。六时半回寓。
工场甚宏大，计有第一第二两工场，我们只参观了第一工场和各种附属工厂。每一工场都是六座工厂所组合的。第一座是坦花工厂，把棉花在机器上坦成长板。第二座是使这长板划成无数甘蔗粗细的棉条。第三座，把这棉条纺成纱线。第四座，把这纱线延长。第五座，使它牢实。第六座织成棉布。每座工厂一望都是机器的海。机器都是电气发动的。厂内的空气要保持一定的高度，也不断地散布着水蒸气，颇觉懊热。工人几乎全是女工。
替我说明的是一位英国学者，他在这工场里协助工作，苏联**曾经赠以列宁奖章。据他说，一位女工要管理三十六部机器，二千锭纺锤。工作每日八小时。纱线如断，电机即自行停止，有小红电球发光指示断处，结上，电机又自动运转。他为了使我更加明白，在第六工厂时故意在一部织机上把纱线掐断一根，机器便立即停止了。一一都如他所说明，他把眼光向我表示，似乎在说：“你看，稀奇不稀奇？”他又把机器上的标识指示给我，那是表明着“制造于列宁格勒”。他这一指示，大约是怕我怀疑，苏联的机器也只是一些舶来品吧。据说，第六工厂织布机共二千五百部，每日产布二十五万公尺。第二工场的机器比第一工场的更要新式。
附属工厂做漂白、染色、印花及配备零件等工作。花样甚多，有专门图案家设计，优秀者于薪给之外有各种奖金。印花机器，有的一套可印十一种颜色。
要人人都有衣穿，
而且要穿得好看——
在从前只是一个梦想，
在今天我看见了这样的生产。
斯大林工场哟，机器的海，
你是社会主义的摇篮，
你的规模，世界所罕。
参观完毕后，工场长要我们在纪念簿上题字，我便写了这几句。事实上最值得看的还是工人村落。工人的福利是照顾得很周到的。工厂之外有花园设备，树木繁茂，浑如公园。约翰孙博士对此极为赞奖，据他说，“工场内的设备，英美人可能办到，或许有的还要更加完善；工人村的设备便为英美人所无法企及。”——这很明显的，便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前者是资本家做主人，而后者则主人就是工人。
夜八时顷，赴国立剧院看歌剧《乌**·柏格》（“UlugBeg”）。这是十五世纪撒马尔罕的国王，生于一三九三年，卒于一四四九年，中国的史书称为“兀鲁伯”。（《明史·西域传四·撒马尔罕》：“明成祖永乐十二年，赐其头目兀鲁伯等白银彩币。”）又叫作“兀鲁伯米尔咱”。（同上，“宣德五年秋冬，头目兀鲁伯米尔咱等遣使入贡”。）“米尔咱”（Mi
za）其实就是头目的意思。兀鲁伯是建立莫卧儿帝国的铁木耳的孙子，是蒙古人的后裔。他是一位开明的国王，爱好天文学和数学，尽力输入了波斯文明。他有著作传世，叫《天文图谱》（“CatalogueoftheHeave
lyBodies”），在其殁后三百年，印行于英国的牛津大学，曾经再版数次。列宁格勒的普尔珂夫天文台还保存着他的一部分手稿。
这样一位开明的国王，不幸却有位极反动的儿子，他的名字叫着阿布杜鲁·拉迭夫（AbdulLatif）。他乘着国王领兵出御外来侵略的时候，在国内和保守势力深相结托，暴虐人民，残害忠良，并依靠外力，结果把他父亲诱杀了。
这无疑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但在这故事里面，作者珂志洛夫斯基（A.Kozlovsky）却加上了一条恋爱的副线。女主人公是一位中国的歌姬Si
Dua
Fa
（新东方？），她由中国的使节进献给兀鲁伯，兀鲁伯便当场把她许配了他的儿子。因为戴着面罩，谁也不知道她是绝代佳人，但等面罩一揭开，父子均为之瞠目了。歌姬也不喜欢拉迭夫，而却喜欢国王。有一夜潜入国王的天文台，窃听到国王对于自己的恋慕独白，她也就把自己的热烈的情意表白了出来。国王以礼自持，而歌姬却转爱成憎，于是使父子之间于新旧的隔阂之外又加上了恋爱的葛藤。王子阴谋日益进展，为歌姬所知，歌姬对于国王情心不死，乃与其忠仆Va
BoDa
（万宝丹？）潜逃，向国王告密，并劝国王勿回撒马尔罕。国王不听，姬遂自杀。
这副线我相信一定是加添上去的，而且有点不大自然，但为使场面复杂化，或许是不得不这样的吧。有了这一穿插，自然是便于插入各种歌舞的节目，增加了异邦情调。舞的姿态中有把刺绣手势组合成为了一个联舞的，一切腰肢和手腕的动作都带中国式，这无疑是梅兰芳博士所留下的影响。外交部长今天也在。艺术导演阿希拉菲（Muhta
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