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农经济时代，或者说自然经济时代，国朝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不把人的时间，尤其是农民的时间当钱看——当然，这里特指的是“时间”，而不是“体力”，重劳力毕竟还是会被朝廷当成徭役，被豪绅当成雇工。但是如果刨除体力值的属性，光看一些费时间不费力的活计，就基本上没人把这玩儿当成生产要素算进成本里去了。
对于中国的古人，养猪只要没有支出饲料成本，那就相当于是零成本了。虽然这个零成本有很大的制约，比如五口之家只能养一头猪——因为一家人的排泄物和碾米时候剩下的最硬那层糠皮，甚至部分带着腋芽的秸秆上段，全部搜罗起来，也就只够一口猪最多加一条狗的食量。要是再多的话，那么这些零成本的垃圾饲料便不够吃了，猪这种本该不要钱白养的东西，也就会变成超级不划算的、居然要花钱筹备饲料的劣质家畜了。
只养不要钱的猪，带来了几个后果，第一，就是猪肉几乎没有进入市场，因为每家养殖规模都很小，所以直到宋为止，猪都没有进入屠沽的市场。都是穷人实在没别的肉吃，便捏着鼻子自己操刀宰了，忍着比羊肉臊臭好几倍的重口味吃了。虽然臭，但是对于吃不起肉的人来说，也还是不错的了。至于为什么口味重，看看这个时代的饲料，谁都能明白原因。
第二个后果，就是因为没有进入流通领域，富人也不吃，所以猪肉的烹饪技巧极为落后，给了萧铣钻空子改良惠民的机会。正如后来历史上发明东坡肉的苏东坡所言，“富家不屑食，贫者不解煮”有钱人不吃；穷人虽然吃，但是没文化，不会总结，烧不好。会稽老酒这种金贵的东西，即使是少量作为去臊味的佐料，也不会有穷人去想到放，别的一些香料就更不会用了。
第三个后果，就是即使有少数猪肉流入流通领域，但是因为规模小，而且卖方也势力薄弱，导致猪肉的“市场指导价”极为低廉。
大隋朝在北方关陇、河东、河北等地，草场尚算茂盛，羊肉相对普及，但是一斤羊肉都至少要换到七八斤粟米。到了南方，羊肉稀缺，即使是春荒时候稻米价格相对高企时，都要超过十斤米才能易一斤羊肉。如果是丰收后的季节，羊肉换到一斗稻米都是有可能的。毕竟相对于农作物来说，动物产品不受季节的限制，价格比较稳定，即使稻米丰收季米价跌了，肉价也是不会跌的。
在江东羊肉价高达十斤米或斗米易一斤肉的情况下，那些少数流入市场的猪肉，却只要平均两三斤米价就可以搞定了，竟然只相当于羊肉的四分之一。
得到这个行情消息的时候，萧铣就展开了一阵抄底——在猪肉的价值没有被正视之前，把本地的猪只大量收购屠宰一批，而且冬季气候寒冷，宰杀后存放得法的话留两个月也不是问题，而且这时代也没发现有腌渍酱渍的技术。搞得好的话，作为劳役民夫的犒赏，相信对士气的激励会有一个巨大的提升作用。而等到钱塘、余杭等周边地区开始传开猪肉的新式烹饪方法之后，相信猪肉的价格就会有一个提升，与羊肉之间的差价倍数也不会这么大。
说句题外话，萧铣自己既然知道这个时代的猪大多数是怎么养出来的，那么即使是与民同乐，也不可能去吃那些猪肉。本着人民好公仆的优良传统，咱萧县尊自然是让几家豪绅挑选了一些只吃谷糠豆粕饲料、喝淘米水长大特供猪，然后才摆出那副与民同乐的样子。在油菜花还没普及、玉米花生还在美洲的年代，华夏大地上要吃点植物油，还真是只有靠大豆油解决了，榨油剩下的豆粕，相对来说比后来宋明两朝还好找一些。
……
祭出了猪肉犒赏的大计，似乎在十一月的后半段，杭州城里里外外这几块大工地上的民夫就更加带劲儿了。
百井坊********往西，几乎每日都可以掘出两三口水质不苦的深水井。相信到了腊月末的时候，至少可以解决城北半座城乃至城外农田的饮水、灌溉所需。毕竟杭州不缺地下水，缺的只是让地下水在抽出来之前的深层滤净而已。民间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几乎没法相信新来的县尊居然短短两个月就把阖县百姓的喝水问题解决了大半。
最西边的西溪河工地那头，主河道深度已经深挖到了一丈二尺，虽然河道宽度从原来的近百丈束窄到了二十丈，不过河道深度却增加了六倍之多，水流也改直湍急了一些，一改原来漫滩沼泽的泥泞模样。上游还往远多挖了十几里路，一直挖通到了余杭县的南苕溪。只是最后引水入西湖那一段受到了阻碍——西湖三面环山，湖西北面有宝石山、栖霞岭和桃源岭等围绕。即使选取最简便的路线引水，也要在栖霞岭和桃源岭之间开凿一个口子才行。
在疏松的沉积地质环境下开挖上百里路，所需要的工程量，也不一定比在坚硬的山区挖那么区区一到两里。如今，就是引入西湖的最后一里地被山岩地质所阻，暂且只能放在一边。
相比之下，三个工程中，西湖的疏浚是最慢的，这完全是技术落后导致的，萧铣很清楚，短时间内光靠增加人工也不是办法，所以他开始着手通过技术手段解决解决之。
腊八节这日，萧铣提着礼物去了同城的杭州刺史府邸，拜见刺史大人。他今天虽然不算是来提着礼物打秋风的，却也是希望上官放权的。
刺史名叫谢远，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也是颇有江东望族特点的一个姓氏——毕竟“旧时王谢堂前燕”摆在那里，虽然谢氏的辉煌主要在两晋和刘宋这些朝代；从老萧家的祖宗当上南朝皇帝开始，谢家就逐步衰落，但有道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经过六十年前侯景之乱的屠杀洗牌，如今的江东只能说是各个世家都还有机会。
“萧县令好手段啊，上任不过两个月，居然便解决了杭州城的饮水、淤沼两大困扰百姓数百年的难题。倒可算得上是国朝能吏，兰陵萧氏家学渊源，果然非同凡响。”
抚摩着还散发着墨香的、以欧阳询字体刻印的全套蝴蝶装四书五经，谢远也免不了客气一番。不得不说，萧铣发明的雕版印刷技艺实在是很好用，尤其在官场结交上，更是又贵重又风雅。自古窃书尚不算偷，送书便更不算贿了；哪怕送的书足足有好几百本（五经中的礼记、春秋都很长，需要上百册），价值好几百贯钱，收的人也只是觉得风雅，丝毫不会有违和感。
“在谢刺史面前，能吏之赞如何敢当。下官年少，此前也只是在将作监内，专管工巧，或许在营造之事上果然有些天赋吧，这不过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而已。但是为官之道博大，只懂营造那不过是一点微末皮毛而已，自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下官于官场调处一无经验，哪里便算是做得好官了呢。”
谢远听了，不禁拈须微笑，这晚辈，果然是知进退，有了成绩，也不少年骄狂，更不倚仗姑母是太子妃便跋扈，当下更多了几分好感，说道：“好一句‘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萧县令不愧是清平干济科真金白银考出来的学问，扎实得很。不过今日来找本官，可是这些日子有了新的难处，要本官协调？”
萧铣一愕，微不可查地苦笑了一瞬，他倒纯是熟极而流，压根没想到又“发明”了一句心灵鸡汤，剽窃了一把韩愈。
“谢刺史，下官倒是着实遇到了一些难题——如今城北打井诸事，再有十几日定能完工，西溪河那头，除了水通西湖这一点要延后，别的也都是年内可成。只是西湖疏浚施工，至今依然只做到距堤左右各三百余步而已。此湖东西阔八里，南北长六里有余，按照这个速度，只怕是挖不完了，需要求助于刺史。”
“湖阔八里？听说萧县令在湖中筑了纵堤，高出湖面半丈之多，如此疏浚时便是把湖分成四段修葺，每一侧只要修离岸边两里便够了——如今既然说已经修了三百余步，便是完成了超过一半，如此算日子，当可以在除夕之前完工，又有什么困难呢？”
谢远并不像后世读死书的书呆子，算学也是颇有基础的。前科举时代，也就这一点还算开明利好吧。当下谢远粗粗一算，便对萧铣的求援提出了质疑。
“刺史大人有所不知，从面积来看，如今已经疏浚深挖了一半多的湖面面积。但是正是如此，导致其他尚未疏浚的湖区离开岸边的距离便更远了。土方挖掘上来之后，运输工作量大增——此前疏浚的湖区，挖上来的淤泥只要折返运送一百五十步。而剩下尚未开挖的湖区，可能平均要运五百步。如今湖中作业还多是用竹木筏子，载量甚轻，挖三五石便要运一次，着实浪费人力。故而下官此次来，是向大人借船的——下官此番来杭州，也兼有将作监、河监职务，也带了将作监的修河工匠。如今已经让工匠作了一些疏浚的器械，只要配合了船，便能事半功倍。”
“原来却是借船的……不对！你钱塘县不是本就有乡间民船可以调度，如何又来找本官借船？本官虽然是刺史，可是并不掌水师，又何来的船予你？”
“嗯？本官当年进京赶考时，却闻开皇十八年春正月辛丑，朝廷不是有‘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之诏令的么？怎得刺史大人竟说……”
“哦，原来萧县令说的是去年正月里那道诏书啊——这个么，却是萧县令有所不知了，在某些州，朝廷是规定各州刺史掌管调度征收上来的民船的。可是杭州的情况却有些特殊，因三吴之地曾在开皇十年时……嗯，那个你也知道的。所以朝廷规定杭、苏、湖、常四州搜缴的民船超标者，集中调度到太湖，由扬州总管下属水曹参军统一管辖。本官可以帮萧县令协调，却不能直接越权调度。”
谢远没说出来的那个省略号，萧铣心知肚明，开皇十年那件事，当然是指原本陈亡后的吴中起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