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就是牧羊人与羊的学问，这是最适用于农耕的好学问，我反它干嘛？”
李轩一晒，轻笑道，“我是说我等没到那个阶段，这个工具再好，不适合我等这一阶段，有什么用？
若是大哥不愿分德，要继承武帝后的大汉道统，那咱待势力大些，要治天下的时候，转成儒的牧羊人与羊的学问，也就是了。
只不过不用听那些大儒云里雾绕的，我一天就能跟大哥讲明白儒与统治的并联架构与集体无意识操纵原理是什么。
若非天下乱成这个鬼德行，儒的道统是很好的。儒皮法骨什么的都是表象，实际我中原大一统王朝，从来就是诸皮人骨。什么皮都无所谓，人治是不变的。
如来于菩提树下坐化时曾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实际那些法呀，墨呀，儒呀，兵呀的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法，万法归宗，宗还是人哪。
大汉外面没外敌的时候，天下就只有一个了，大汉就是天下。不用名教，难道用兼爱不攻的墨家，自甘牧羊犬么？还是重法兴兵，变羊为狼，烽烟四起？
日升月落，朝代更迭变幻，唯名教永恒啊。”
李轩叹了口气，不由自主的昂头四十五度角仰望星空。
他眼神迷离，却既非心虚又非憧憬，而是人文科学领域东西，人类学与社会性之复杂，没数学那么简单。
他有点吃不透，分德之策，只是他用空间视角，以架构分解重组的形式，做的趋势推论。
至于会不会形而上学，一路错到离谱，还是会因为知识储备匮乏，才具不足，后天成长环境与阅历欠缺，导致浅薄，他也吃不透。
因为人文科学不是自然科学，一个小市民写一加一等于几，与一个当朝士大夫写一加一等于几，正确答案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自然科学。
可在人文领域，在人类学与社会学中，小市民与士大夫眼中的世界与答案，可就完全不同了。
世界就是认知的边缘，井里蛤蟆眼中的世界能是什么样的？一生没出过方圆百里，对世界的理解不能说错，只是世界与世界是不同的。
世界是由无数的世界组成的，天下之外还有天下，可以连同穿梭彼此世界，贯穿天下唯一的只有法则，而不是一个个世界，一个个井中的不同的信仰，不同的道德，不同的正义。
水往低处流，叫法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为老人让座，就叫道德。
换个世界，为老人让座，也可以是侮辱老人的意思。
且处于被支配一方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与支配方的三观是完全不同的。
员工视角与老板视角的区别。老板可以看懂员工，员工是自以为可以看懂老板。
小吏以为后台重要，可小吏或许知道同为小吏的后台是哪个，但知道领导的后台是哪个么？
吏视角与官视角的区别。
吏之下的民，与官之上的士大夫，基层与顶层的认知，区别就更大了。
在李轩的认知中，诸子百家都是学问，对统治者来讲，都是工具。
工具本身没有好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
与踢球阵型一样，442，532，901无所谓，摆阵是为了赢，不是为了阵而阵。
实际上，儒学之所以可以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儒家才是最开明的学派。博采众家之长，万般变化皆能为我所用，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
儒学变化万物，妥协性最足，生腥不忌，“融”与“排”不是固定的，因时因地不同，故而最为灵活。变法不致惊雷，万法归宗于润物细无声之中。
可惜，名教的创业者再伟大，不耽误徒子徒孙只知之乎者也。
先秦，诸子百家中能用的儒家全抄，不利于时下统治的学问再好也不要，把史当小姑娘来打扮，那才是真正的名教。
这是非常对的，春耕秋战的战国，曰“以德报怨”就是为了反对“以德报怨”，来为“何以报德”的正确背书。
先秦之后，农耕社会保守伦理，治讲究一个“静而不争”，安家合人，地固人淳，仁孝廉义。
此时，就要隐去“何以报德”了，只取“以德报怨”就对了，要的就是不争，抑欲，节俭。
时隐时突，因时因地，变化无穷，才是用工具的人，才是士大夫。
只为孔孟曰的鹦鹉，不过读过书罢了。
可这与工业社会的三要素：竞争，需求，浪费，恰好背道而驰。
你这么节俭，我一年一换代的山寨手机，卖给谁啊？没有物欲，不创造浪费，哪来的需求？没需求，工业品的市场哪来？
工业社会不是说有蒸汽机，电视机才叫工业社会，部落里摩托都有，照样是土著社会。
工业是纪律，规则，标准社会，绿灯行红灯停，车要靠右行，可这不是天生的，是交警与罚款教育出来的。换个左舵的世界就靠左了，守的是规则，标准与纪律。
没有棍棒的督导，没有标准的普及教育，人不是生来就会排队的。
工业社会的人，每一根毛孔都散发着纪律与标准的味道。
那才是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的组织力，生产力，搞建设的速度，可不是农耕社会的组织方式可比的。
李轩要筑“燕歌”城，要开荒，用的是军队，是劳改犯，就是要运用工业法则，就是计划经济原则啊。
苏联与美国都是计划经济呀，在架构上和一个儒与诸子百家的分别一样。
苏联不分德，一个德，一个天下全计划。
美国是分德，天下是一个个计划经济体相生相克。杜邦，洛克菲勒等等，那都是独立的计划经济体，化工生产，钻井勘探，都必须严格遵循计划，自由个屁。
纳粹德国是介于之间，在苏联的垂直架构全计划之下，在美国的分布式架构之上，由天下出面整合，组建法本化学等一个个大型托拉斯，同样是计划。
在架构上是很简单的，计划是自然科学，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经济是人文科学，是上帝如来佛。所以，跟相信有经济这回事的鹦鹉，是说不清的。
计划就是战略学，未来学。
人文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很有道德，很有慈悲，很受人民爱戴。跟施主爱方丈，信徒爱神父，没有不同，脑子里有广厦千万间，就好幸福。
可计划不同。
若计划北盟六年义务教育，那就得统调北盟势力范围内的适龄熊孩子人数，需要多少教师，要盖多少师范与学校，要多少块砖，砖要多少煤，煤要多少人挖，耗粮多少，粮需要多少农田，农田要多少粪肥，粪要养多少猪才能拉够，猪要……
这就是战略学，与打仗是一样的。
这就是计算推演趋势的未来学，沙盘上就可以推出来的，这就是计划。那生产计划指标一旦制定，广厦要建多少间，多少块砖都要严丝合缝的。不能黄老之治，不能之乎者也，静而不争啊，那还盖个锤子啊。
黄老之学，儒学都是好学问，不是名教不适合工业社会，上帝在工业社会照样可以光辉。是名教中人不思进取，没有去让它适合。万事万物，终究看的是人，人朽了，再好的工具，使不了。
在生产力不行的时代，名教就是最适合农耕文明的统治学，没有之一，只是有结构缺陷。
但这同样不是儒这个工具的问题，是用工具的人的问题，是统治集团的问题。
儒在大一统王朝，具备天然的垄断性，打天下是一次打不下来的，坐天下每次都得被人推了。
可甭管谁坐天下，儒肯定都是赢家。士大夫都是瞎子吃饺子，心里有数，一看挡不住，国势已崩，肯定降的利索。
文官在王朝更迭之时，次次群起而降的现象，背后的本质，就在这里。
可坏菜就坏菜在这里了，名教这种天然的垄断特性，还有什么好改的？
由此导致的就是先秦之后，自武帝用皇权赋予了儒的独家垄断权之后，儒家就逐步丧失了自我进化能力，除王阳明等极少数流星划过，儒学无任何新意，千年因循守旧，僵死拉倒，换条狼接着骑，换个壳儿照样上市。
儒学，也就随之只朝内治的方向进化了，不对外的。所以，开疆只能开国时期，中后期就被治软了，开不动了。现象背后，必有原理。
治天下的学问，始终只有儒这个唯一的候选人，唯一的赢家。
名教赢在治，不在攻守！
儒一涵盖攻守，又要管财赋政策，又要管军事制度，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符合它曰的道德，实际就是出圈了。
这倒不怪儒，儒，举孝廉，科举等等都是方法论，都是统治的工具，用工具的那只“无形的手”是统治集团操纵的，这是统治集团腐朽的问题。
考“孔子曰孟子云”才会有“孔子曰孟子云”的官。考弓马骑射，自然来赶考的就是赳赳武夫嘛，那官全会骑马射箭不很正常？举孝廉就会有一堆孝顺官，弑父才能当官，宰父的官就多的是。这是统治集团操纵的“无形之手”，与儒这个工具无关。
农耕王朝时代，始终就是治乱循环，军队承平日久就会废弛，土地兼并等都会累积出结构问题。
导致出现结构问题的本质，与儒无关，是顶层设计问题，没有给儒画好圈，对其行为边际没有做出约束。
这就导致附在大一统架构上的儒，本能就会趋向把气充满大一统这个瓶，一统社会各阶层的思想与伦理。
可是，皇室，勋贵，官僚队伍，学者梯队，市民阶层，武士阶层，军队，在王朝时代，有没有必要非要遵循一个伦理与信仰呢？
完全没有必要。
小市民就让他们做小买卖，不要偷税漏税，好好幸福生活就是了。没有必要拿武士阶层的要求去要求市民，商人。
敌人打来了，平民不设防，投降都可以，这不是应该要求平民承担的责任，不关市民阶层的事。
官员，税吏，祭祀，学者，市民，文人，军人，商人，各有各的作用，突出的是各自的长处。
前锋要练的是射门技术，培养的是进攻精神，练守门不扯淡么？
一旦放任儒，它就会给你排个10.0.0阵型出来，十个后卫，要求全社会一个模样，君王勋贵士农工商兵一个德行，全是道德后卫，不欺负人的。
天下大治啊。
这个球队的阵型是无敌的。
前提，别跟人踢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