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寒蝉】大多数的小说里都有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想要写小说，似乎也该先找个故事。找什么样子的故事呢？从我们读过的小说来看，什么故事都可以用。
恋爱的故事，冒险的故事固然可以利用，就是说鬼说狐也可以。故事多得很，我们无须发愁。不过，在说鬼狐的故事里，自古至今都是把鬼狐处理得象活人；即使专以恐怖为目的，作者所想要恐吓的也还是人。
假若有人写一本书，专说狐的生长与习惯，而与人无关，那便成为狐的研究报告，而成不了说狐的故事了。由此可见，小说是人类对自己的关心，是人类社会的自觉，是人类生活经验的纪录。
那么，当我们选择故事的时候，就应当估计这故事在人生上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启示；也就很显然的应把说鬼说狐先放在一边——即使要利用鬼狐，发为寓言，也须晓得寓言与现实是很难得谐调的，不如由正面去写人生才更恳切动人。
依着上述的原则去选择故事，我们应该选择复杂惊奇的故事呢，还是简单平凡的呢？据我看，应当先选取简单平凡的。故事简单，人物自然不会很多，把一两个人物写好，当然是比写二三十个人而没有一个成功的强多了。
写一篇小说，假如写者不善描写风景，就满可以不写风景，不长于写对话，就满可以少写对话；可是人物是必不可缺少的，没有人便没有事，也就没有了小说。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
把一件复杂热闹的事写得很清楚，而没有创造出人来，那至多也不过是一篇优秀的报告，并不能成为小说。因此，我说，应当先写简单的故事，好多注意到人物的创造。
试看，世界上要属英国狄更司的小说的穿插最复杂了吧，可是有谁读过之后能记得那些勾心斗角的故事呢？狄更司到今天还有很多的读者，还被推崇为伟大的作家，难道是因为他的故事复杂吗？不！他创造出许多的人哪！他的人物正如同我们的李逵、武松、黛玉、宝钗，都成为永远不朽的了。
注意到人物的创造是件最上算的事。
为什么要选取平凡的故事呢？故事的惊奇是一种炫弄，往往使人专注意故事本身的刺激性，而忽略了故事与人生有关系。这样的故事在一时也许很好玩，可是过一会儿便索然无味了。
试看，在英美一年要出多少本侦探小说，哪一本里没有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呢？可是有几本这样的小说成为真正的文艺的作品呢？这种惊心动魄是大锣大鼓的刺激，而不是使人三月不知肉味的感动。小说是要感动，不要虚浮的刺激。
因此，第一：故事的惊奇，不如人与事的亲切；第二：故事的出奇，不如有深长的意味。假若我们能由一件平凡的故事中，看出他特有的意义，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它便具有很大的感动力，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心。
小说是对人生的解释，只有这解释才能使小说成为社会的指导者。
也只有这解释才能把小说从低级趣味中解救出来。所谓《黑幕大观》一类的东西，其目的只在揭发丑恶，而并没有抓住丑恶的成因，虽能使读者快意一时，但未必不发生世事原来如此，大可一笑置之的犬儒态度。
更要不得的是那类嫖经赌术的东西，作者只在嫖赌中有些经验，并没有从这些经验中去追求更深的意义，所以他们的文字只导淫劝赌，而绝对不会使人崇高。
所以我说，我们应先选取平凡的故事，因为这足以使我们对事事注意，而养成对事事都探求其隐藏着的真理的习惯。
有了这个习惯，我们既可以不愁没有东西好写，而且可以免除了低级趣味。客观事实只是事实，其本身并不就是小说，详密的观察了那些事实，而后加以主观的判断，才是我们对人生的解释，才是我们对社会的指导，才是小说。
对复杂与惊奇的故事应取保留的态度，假若我们在复杂之中找不出必然的一贯的道理，于惊奇中找不出近情合理的解释，我们最好不要动手，因为一存以热闹惊奇见胜的心，我们的趣味便低级了。
再说，就是老手名家也往往吃亏在故事的穿插太乱、人物太多；即使部分上有极成功的地方，可是全体的不匀调，顾此失彼，还是劳而无功。
在前面，我说写小说应先选择个故事。这也许小小的有点语病，因为在事实上，我们写小说的动机，有时候不是源于有个故事，而是有一个或几个人。我们倘然遇到一个有趣的人，很可能的便想以此人为主而写一篇小说。
不过，不论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人物，人与事总是分不开的。世界上大概很少没有人的事，和没有事的人。我们一想到故事，恐怕也就想到了人，一想到人，也就想到了事。
我看，问题倒似乎不在于人与事来到的先后，而在于怎样以事配人，和以人配事。换句话说，人与事都不过是我们的参考资料，须由我们调动运用之后才成为小说。
比方说，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故事，其中的主人翁是一个青年人。可是经我们考虑过后，我们觉得设若主人翁是个老年人，或者就能给这故事以更大的感动力；那么，我们就不妨替它改动一番。
以此类推，我们可以任意改变故事或人物的一切。这就仿佛是说，那足以引起我们注意，以至想去写小说的故事或人物，不过是我们主要的参考材料。
了这点参考之后，我们须把毕生的经验都拿出来作为参考，千方百计的来使那主要的参考丰富起来，象培植一粒种子似的，我们要把水份、温度、阳光……都极细心的调处得适当，使他发芽，长叶开花。
总而言之，我们须以艺术家自居，一切的资料是由我们支配的；我们要写的东西不是报告，而是艺术品－－艺术品是用我们整个的生命、生活写出来的，不是随便的给某事某物照了个四寸或八寸的像片。
我们的责任是在创作：假借一件事或一个人所要传达的思想，所要发生的情感与情调，都由我们自己决定，自己执行，自己作到。我们并不是任何事任何人的奴隶，而是一切的主人。
遇到一个故事，我们须亲自在那件事里旅行一次不要急着忙着去写。旅行过了，我们就能发现它有许多不圆满的地方，须由我们补充。同时，我们也感觉到其中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不熟悉或不知道的。
我们要述说一个英雄，却未必不教英雄的一把手枪给难住。那就该赶紧去设法明白手枪，别无办法。一个小说家是人生经验的百货店，货越充实，生意才越兴旺。
旅行之后，看出哪里该添补，哪里该打听，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去认真的扮作故事中的人，设身处地的去想象每个人的一切。是的，我们所要写的也许是短短的一段事实。
但是假若我们不能详知一切，我们要写的这一段便不能真切生动。在我们心中，已经替某人说过一千句话了，或者落笔时才能正确地用他的一句话代表出他来。有了极丰富的资料，深刻的认识，才能说到剪裁。我们知道十分，才能写出相当好的一分。小说是酒精，不是搀了水的酒。
大至历史、民族、社会、文化，小至职业、相貌、习惯，都须想过，我们对一个人的描画才能简单而精确地写出，我们写的事必然是我们要写的人所能担负得起的，我们要写的人正是我们要写的事的必然的当事人。
这样，我们的小说才能皮裹着肉，肉撑着皮，自然的相联，看不出虚构的痕迹。小说要完美如一朵鲜花，不要象二簧行头戏里的“富贵衣”。
对于说话、风景，也都是如此。小说中人物的话语要一方面负着故事发展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人格的表现－－某个人遇到某种事必说某种话。
这样，我们不必要什么惊奇的言语，而自然能动人。因为故事中的对话是本着我们自己的及我们对人的精密观察的，再加上我们对这故事中人物的多方面想象的结晶。我们替他说一句话，正象社会上某种人遇到某种事必然说的那一句。这样的一句话，有时候是极平凡的，而永远是动人的。
我们写风景也并不是专为了美，而是为加重故事的情调，风景是故事的衣装，正好似**穿青衣，少女穿红裤，我们的风景要与故事人物相配备－－使悲欢离合各得其动心的场所。
小说中一草一木一虫一鸟都须有它的存在的意义。一个迷信神鬼的人，听了一声鸦啼，便要不快。一个多感的人看见一片落叶，便要落泪。明乎此，我们才能随时随地的搜取材料，准备应用。当描写的时候，才能大至人生的意义，小至一虫一蝶，随手拾来，皆成妙趣。
以上所言，系对小说中故事、人物、风景等作个笼统的报告，以时间的限制不能分项详陈。设若有人问我，照你所讲，小说似乎很难写了？我要回答也许不是件极难的事，但是总不大容易吧！
载1941年8月15日《文史杂志》第一卷第八期现代小说的开头艺术程露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一文中谈到：“小说的第一句（或第一段、第一页）是设置在我们居住的世界与小说家想象出来的世界之间的一道门槛。因此，小说的开局应当如俗语所说：‘把我们拉进门去’乔艾略特等著、张玲等译《小说的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月版）
如何把读者拉进门？不同的作者根据写作需要的不同选取了不同的方式。但由于小说体裁本身质的规定性，小说开头所涉及的内容也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鉴于传统叙事学理论关注的对象重点放在叙事“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上，大多数的小说创作也基本遵循这一理论进行，从小说第一句就开始传达有关三要素的内容。
由此，我们把小说的开头从内容角度做如下归类：第一类为人物类，即以对故事人物的介绍或人物的自我介绍(如性格、个人经历等）开篇。如《小二黑结婚》开篇就写“二诸葛”和“三仙姑”的绰号由来，并借此引出主人公小二黑与小芹，这种写法迎合了农民的阅读习惯，有助于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
刘恒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也是开篇即向读者详细介绍张大民一家三口的姓名、身高、体重等情况，实实在在的写实姿态溢于言表。
第二类为背景类，即以描述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自然风景及社会环境等作为小说开头，以此来增加故事的真实性，打破读者的虚假感。
如《红与黑》的开头，先从故事发生的地理风貌讲起，然后自然地引出人物。背景类开头如果运用得当，对故事的人物、主题可以起到较好的衬托作用，有利于渲染营造出一种诗情画意，增加小说的文学性与审美性。迟子建《亲亲土豆》的开头：“如果你在银河遥望七月的礼镇，会看到一片盛开着的花园。
那花朵呈穗状，金钟般垂吊着，在星月下泛出迷幻的银灰色。当你敛声屏气倾听风儿吹拂它的温存之声时，你的灵魂却首先闻到了来自大地的一股经久不衰的芳菲之气，一缕凡俗的土豆花的香气。”开头就谱写出一曲静滥、祥和的田园牧歌，带给读者的是宁静之怀与神往之思。但是连篇累犊的环境描写也容易引起读者的厌倦心理。
第三类为情节类，即小说开篇就进入故事的发生状态，从人物的某种行为开始叙述，它具体又可分为顺叙。倒叙及中间叙三种不同形式。
丛维熙在《谈作品的艺术构思》中说：“我比较喜欢寻找有吸引力的开头，……我没有浪费什么抒情的描写，而是力图一下把读者带到事件的漩涡中去，使读者在头脑中闪过一团疑云之后，寻找‘这是什么回事’的答案。”（彭华生。钱光培编《新时期作家创作艺术新探》，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223页）这里所说的就是情节类开头，它的吸引力和动感比较强。因此受到众多作家的青睐。
通常说来，如果小说的开头与情节的“开端”呈同步发展关系，我们称之为顺叙，反之则为倒叙。顺叙式开头有利于读者迅速了解故事的来龙去脉，但又往往因单调、缺乏变化而不易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于是，作家将之进行变化，倒叙式就是变体之一。在许多侦探类或悬念类小说中，作者开头就将故事的结局呈现给读者，让读者去猜测去遐想，达到较好的阅读效应。这种作法虽然屡见不鲜，但效果却是屡试不爽。
但并不是每一个故事都适合于倒叙，一般说来，只有那些有明确结尾且结尾具有异常性的情节感较强的故事才适于倒叙。
实际上，许多小说常从情节发展到关键或精彩的中间环节开始，故事的前因后果则以插叙的方式通过人物对话或叙事人的补充说明来加以介绍。“坐在其香居茶馆里的联保主任方治国，当他看见正从东头走来，嘴里照例拢嚷不休的邢幺吵吵的时候，他简直立刻冷了半截，他觉得身子快要坐不了。”
《在其香居茶馆里》就这样拉开了交战的序幕，迅速进入故事，将对立双方的性格特征推到了读者面前。篇章的开头不等于整个故事的开端，作者截取最能顺利展开下文的一个点作为展开全文的突破口。对此，路遥的观点是：“一般来说，短篇小说把切入的部分放在事物矛盾发展的后半部分，写的是接近结局部分的生活，而把前边的故事插进去写。
中篇小说的切入部分一般选择矛盾发展已经进入**部分作为作品的切入部分。如《人生》，从高加林被卸职写起，各种矛盾骤起，接近于人物命运的尾声部分。”（刘炳译编《小说创作论菩革》，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版）这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开头思路。
以上三类是我们常见的几种开头方式，多数时候这三类并非孤立运用，而是两两搭配，甚至三者兼容，以求得预期效果。此外；另有两种开头方式值得注意：第四类：警句类。
此类以诗句、引言、俗语。比喻或作者自创的简练深刻的话语开篇，它一般与文章的写作缘由或主题相关。
如《安娜?卡列尼娜》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哲理起语，起到了总括全局、提纲挈领和悬念的作用，并向读者宣布了作者对问题的看法和态度。陈染的《与往事干杯》开篇语是：“生命是一只漫长钟”，往事就随着这不断运转的钟流淌出来，全文洋溢着一种饱经风霜的气息。
第五类：闲谈类。这是一种以叙述类或说明类文字作为开场白的开头方式，是一种漫不经心的。随随便便的谈话风格，像闲话家常，又像促膝谈心，如电影的画外音、说书人的开场白或戏剧的幕前朗诵词。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就属于此类：“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个战前香港的故事。”又如《冈底斯的**》：“当然，信不信由你们，打猎的故事本来是不能强要人相信的。”
即使开头与作者要说的事风马牛不相及，但作者以随意的闲谈方式开篇，却很容易地将读者拉进了他的叙事圈套。闲谈类还包括另一种作法，即以说明故事源由或总结故事开头。
鲁迅的《孤独者》：“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闲谈类开头有意于缩短与读者的距离，努力做到尽快地把读者拉进作品的艺术境界中去，让读者和他们一道观察、品评、创造。好的闲谈类开头是作者艺术创作成熟的标志之一，是经过艺术家不断探寻与摸索获得的，它不是随便地乱谈。
故事和小说的区别，故事与小说，通常说来，两者有以下区别：一是从材料来说，故事要有核心情节和精彩的细节，称为故事核。故事核就像相声的包袱一样，一切都是围绕这个核来展开的。
讲相声开始是卖关子，等到把包袱一抖开，人们就会发笑。写故事也是先把读者引向歧途，等故事核揭示了真相，故事也就完了。有一篇故事叫“爱在肚里”，是讲有个包头工送一个女人住院，对她好得不得了，大小便都要她在床上拉在痰盂里，说是怕她受凉，同室的女病人非常羡慕。
可后来才搞清，包工头与这个女的谈恋爱，女的不干了，男的要她退东西，她都退了，就一个金戒指不肯退，男的就抢，女的就吃下去了，于是男的把她送到医院，等戒指屙出来，他就把女的扔在医院跑了。
这个就是故事核。而小说则不同，可以有这样的核心情节，也可以没有这样的核心情节，它可以通过人物的性格来引出情节，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和活动来反映主题。
二是从表现方式上来说，故事用的是叙述的方法，小说用的是描写的方法。小说最常用的场景、人物肖像、动作形态描写和对话，故事就很少用。比如：那是一个秋风习习的夜晚，高强手拿一本杂志，早早来到了电影院门前，只见一张大大的海报映入眼帘：愤怒的天使，这是一部从美国进口的热门大片。
他看了看表，7：02分，电影开映二分钟了，她还没来。是不是没有看到我手里的杂志已经进去了？或者是出了什么事了？他不停地看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是进去好还是再等等。
就在这时，一个身穿白连衣裙的姑娘飘然而至，黑黑的长发如瀑布般披在肩上，手里也拿着一本杂志，乌黑的大眼睛上下扫描着高强，樱桃小口微微一启，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你就是高强？高强没想到她会这么漂亮，激动得语无伦次：我，我是，你，你就是白洁？
这就是小说的写法。如果是故事，就应该这样写：那天晚上，高强第一次跟女朋友在电影院门前约会，两人都手拿一本杂志做为联络标记。
电影是一部从美国进口的热门大片，叫愤怒的天使，都开映二分钟了，白洁还没来，高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是进去好还是再等等，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来了一个穿白连衣裙披长发手拿一本杂志的姑娘，问他是不时叫高强，高强没想到白洁这么漂亮，竟变得语无伦次起来。
你可以仔细比较这两段表现方式的不同，就知道什么是描写，什么是叙述。小说是写的，更倾向于文学语言；故事是讲的，更倾向于口语。
三是从表现的主体来说，小说是写人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场景、心理活动、语言、动作的描写，都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都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情节也是由人物的性格所决定并发展着，有时候作者自己都不知道结局是什么，只能按照书中主人公的性格向下走。
如果把写小说比作走路，事先只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中途有岔道，有上坡下坡，充满曲折，走到哪里是哪里。因此，一部好的小说，留给你的是那些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那些事。
现在年轻人写小说，是不管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的，说的都是作者自己的话，人物立不起来，活不起来，没有鲜明的性格特征。
故事是写事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故事核进行的。文章所运用的各种手法目的都是先将读者引向歧途，最后再引向故事核。故事核就像目的地，作者就像黑心的出租车司机，带着读者这个乘客兜圈子，绕弯路，欺骗他，引诱他，让他看沿途的风光，最后到了目的地，乘客恍然大悟，大呼上当，跟你绕了那么多圈子，其实路这么近，就在跟前。
但乘客还是很高兴，回为他沿途看到了非常美的风景，愿意掏这个车费。因此，故事留给读者的是事，人反而淡化了。好的故事，几十年后不忘的还是故事本身，而不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当然，故事本身也能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但这只是副是产品。
小说与故事的区别还有一些，但只要抓住这些主要的就够了。
写小说的十个常用技巧（一）“横切悬念，倒叙事件”法这是指作者为避免平铺直叙，在小说首段就设置提挈全篇、笼罩全文的悬念，故意给读者造成疑团，以激起读者产生兴趣读下去。
如19年7月5日《湖北日报》发表的一篇《一双明亮的眼睛》，就采取这一手法。此文一开头是：夜，墨黑，伸手不见五指。
我（即文中主角）到一个生产大队去。由于第一次去，路生，加上碰到天阴，没月亮，没星星，自己又没带手电，真是把人急坏了。就在这时，我碰到一个社员，恰恰住在我要去的大队，就把我引去了。
沿途，他一会说：“同志，注意，前头有条沟！”一会，又指点我：“同志，注意左边是口塘！”最后，进了村，又指着一条巷子说：“里面住着咱们队长，他会招呼你的。”
可第二天清早，我从队长屋里出来，看到一个强壮的中年人，挑着桶，哼着轻快的曲子，向稻场旁边的堰塘走来。待他走近，我一瞄，哎，多好的一条汉子，眼怎么瞎了？正想着，只见他蛮不在乎地下塘挑水。我大吃一惊，喊：“……是塘，你不要掉到水里了。”
他回过头，眨眨眼，好像看到了我：“你不就是我昨夜给你引路的同志吗？”……看到这儿，读者一定禁不住问自己：他是个瞎子吗？为什么能那么利索地引人走夜晚呢？为什么他比有眼睛的人的“眼睛”还明亮呢？这就叫作“切入悬念”，下面就等着作者“倒叙事件”——读者也就非读下去不可了。
（二）“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法世界艺术大师卓别林有一句名言：“我总是力图以新的方法来创造意想不到的东西。假如我相信观众预料我会在街上走，那我便跳上一辆马车去。”
这就告诉我们，创作结构要巧，首先要“出其不意”，这是第一步。但更重要的，是所叙述的情节，必须在情理之中。所谓情理之中，是指这种“出其不意”，与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发展合拍，合乎客观规律，合乎生活逻辑。它不是荒诞的，不是臆造的。既曲折离奇，又理所当然。
如美国作家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就非常巧妙地作到了这一点。小说是叙述美国圣诞节这一天，一对恩爱夫妇准备互赠礼物，并都想买件使对方意想不到的东西。妻子看到丈夫有个祖传的金表，但没有表链，就剪掉自己最珍爱的金色长女，拿去卖了，并用卖金发的钱去买表链。丈夫呢？
看到妻子有一头美丽的金发，但缺少一套适用的名贵梳子，就卖掉自己祖传的、一直伴随在身边的、也是自己格外珍爱的表，用卖表的钱买了一套美丽华贵的梳子。
结果两人一碰面，丈夫拿着妻子送的新表链，表没有了；妻子拿着丈夫送的一套新梳子，长长的金发没有了！夫妻俩只好凄然相对而笑。在这里，尽管有对故事主人公与读者的“出其不意”，但统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夫妻恩爱，超过了对“金发”、“表链”的感情。而“金钱第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下层的小人物来说，也只能是这样辛辣的结局。
（三）“淡化情节，形散神聚”法这种创作法，从表面看，没有出其不意的情节，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而且平铺直叙，一直是淡淡的气氛。但是，在这平铺直叙中，带有涌袭心灵的感情；在这淡淡的凄凉中，带有一种说不出的人生韵味，常常是“无情”更有情，无声胜有声。
如张洁写的《拾麦穗》，是讲农村的一个小姑娘，家里很穷，每年夏天割麦时，她总是挽个篮子，到打过麦的麦地里拾麦穗。这个时候，一个卖麦芽糖的老汉来了。别的孩子用拾的麦穗与老汉换糖吃，而这个小女孩舍不得。老汉便常常免费敲糖给她吃。别人就笑她，说她嫁给这个老汉算了。她对此并不怎么懂，老汉也觉得没什么，大家也只是开开玩笑，以后也再没提起此事。
可她——这个小小的姑娘，当老汉没再来卖糖时，却在村头等着，等着……她在等什么呢？仅仅是为了吃老汉的糖吗？不，这里面有说不清的味，有一种淡淡哀恋，一种人与人之间能相互沟通的情绪…这就叫“形散神聚”，是“无结构”的结构，是用一种内在精神编织的“情结”文体。
（四）“一箭双雕，一点两面”法作者在写小说中，似导戏的导演，常常让舞台上的角色拿这样或那样的道具。好导演会利用这个“道具”，不只让一个角色，而使许多角色与这个“道具”有关系；不只让一方，而是让矛盾的双方都与这个“道具”打交道。
这样，就可以从这个“道具”身上挖掘人物心灵世界，揭露生活本质，完成作者在这发现上的美学思想。当代英国作家斯丹·巴斯托的短篇《二十先令的银币》就是如此。我们看到，“20先令的银币”本身就是作者的一个道具。
作者就利用这个道具，首先让文中的、有钱的马斯顿太太故意把它放进一套衣服里，然后让她的仆人弗斯戴克太太送这套衣服到洗衣店去洗，但交代了一句，送洗之前，得把衣服口袋掏一掏。
弗斯戴克是个穷人，丈夫又瘫痪，急需钱用。这银币该给她带来多少欢乐呵：可以给可怜的丈夫买水果，买烟，加上一瓶酒；还可以去买几件必须添置的衣服……而马斯顿太太，就希望弗斯戴克悄悄地瞒下这枚银币，并把这二十先令花掉，然后她再叫弗斯戴克交上这笔钱。
弗斯戴克若交不出，她的目的就达到了，证明穷人穷得卑劣、下＊，而她自己才是高尚的。你看，作者利用这个道具，自然而然地“一箭双雕”了。
既展现了世界穷人物质的贫穷，还暴露了富人精神上的无耻，并深刻地揭示了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残酷！这篇小说的结尾是：弗斯戴克太太经过一番艰苦的思想斗争后，总算没用这个“设下圈套”的钱。当马斯顿太太一过问，她就颤悠悠地交还了……可这“二十先令的银币”却深深地在读者脑海里打下了烙印。
（五）“偶然中必然，必然中偶然”法小说作者要学会在生活中发现偶然中隐藏着的必然性，学会在写小说时运用这种偶然中的必然性。
能引发读者寻根盘底地、津津有味地追读下去，而且能揭示生活中不易发现的本质意义。如法国小说《项链》的作者莫泊桑，对此技巧就运用得非常漂亮。
故事是这样的：小职员的妻子路瓦裁夫人为了得人欢心，被人艳羡，在准备参加一个上流社会的晚会时，向她的女友借了串项链配戴。当晚，这项链加上她的美貌，确实让她出了风头。不料，乐极生悲，在归途上她竟丢失了项链。为了赔偿这项链，她不得不承受经济上的压力。经过十年艰苦努力，她和丈夫还清了因买项链所欠的债。
谁知待她刚还完债，便发现她原来借的项链是假的。真是一夜风头得到的是十年辛酸，片刻虚荣换来的是半生痛苦。这“借项链”——“失项链”——“赔项链”——“还项链债务”——“发现项链是假玩意”的一系列情节，节节都隐蔽着“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读来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
（六）“银丝串珠，数点一线”法当今现代派小说家面对某些人的精神危机，产生了恐惧感。于是他们常常用荒诞的、超现实的、生活中还没出现的、纯粹主观想象的“抽象”物于以编织描绘——以反映他们的世界观。
而且在写法上，从表面看，往往是分离的、意识流的、不易理解的。但是，仔细读，会发现，这些小说内部是互为联系，相辅相成，彼此烘托，合成一体的。可称之为“银丝串珠，数点一线”吧。
如美国作家亨利·斯莱萨写的短篇小说《……以后》。它是反映核战争恐怖，谈世界进行核大战以后的情况。核大战如今没有发生，如何描绘？现代派的作家就用他们打碎当代世界的“碎片”，主观荒诞地串起来叙述。《……以后》共分四段：“博士”、“律师”、“商人”、“酋长”。
这博士、律师、商人、酋长之间毫无联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博士”段讲的是——他原来教《记忆学》，训练学生养成完美的记忆，已出版了六本这方面的专著。可核战争后，他失业了，人们再不要记忆了，核战惨状令人不敢回忆！所以，他只好改教“速成课程”——“如何忘记”。
“律师”段讲的是：过去的杀人犯是要判极刑的，但核战后，人口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女人与男人的比例是800∶1。因此，这位男性杀人犯现在的极刑是：与18个女人结婚，使他妻子的总数达到31个。
“商人”段讲的是：原来他以为核战后，人死的多，服饰用品销售量会直线下降，但一个优生学教授对他说，由于原子辐射，变种生育—一个孩子有两个头，已经接近生育总数的65％，所以，包括帽子的服饰用品会逐渐畅销，供不应求。商人也就放心了。
“酋长”段讲的是：几个文明的白种人跑到一个很远的孤零小岛上去躲避原子辐射毒。他们随身带了个仪器—一个开着小口的金属物。凡是有原子幅射毒的人，只要一瞄它，它会发出声响。这些白人与岛上的土著酋长见面后，就用这仪器试验：当时，岛上的土人瞄仪器，仪器不声不响；而白人看仪器，仪器狂呼乱叫。
白人大喜，请求留下。可白人进村后，酋长下令把他们杀掉，并与部下吃了他们的肉，结果染上了原子辐射毒，再瞄仪器，仪器便响起来。从此原子辐射毒在哪儿也不能幸免了。
这四段无连贯的情节，堪称“笔断意不断”，藕断丝连，以四个不同的荒诞侧面，反映了世界一些阶层在核战争后的心态。现代派作家就是这样把当代与未来采用他们的人生观穿起来了。
（七）“明线暗线——双环连套”法这种小说技巧是运用文中两个一明一暗的线索，平行交＊，双环连套，从一个人物引出一个人物，从一个故事引出一个故事，不仅使两个人物、两个故事发生密切的关系，而且不断丰富人物性格，推动主题思想深化，如鲁迅写的小说《药》就是如此。
故事的明线是：清末年间，华老栓的儿子小栓得了痨病，人们说此病吃了血馒头就好了，所以老栓等到一天清早衙门杀人，就拿着洋钱去买用囚犯血染的馒头，并匆匆拿回家给小栓吃。
此文暗线是：老栓去取血馒头那天清早，被杀的囚犯是革命者夏瑜，小栓就是吃的他的血馒头，但这剂“药”并没把小栓的病治好。
小栓最终还是被痨病夺去了生命。作者就将这明暗两线交＊，结成双环连套——在本文结局的坟场上，让小栓的墓和夏瑜的墓错落地挨在一起，小栓的母亲、夏瑜的母亲又都在给儿子上坟、烧纸……《药》的主题：“愚昧的群众享用革命者的鲜血，不是医治病苦的良药；资产阶级脱离群众的革命，不是疗救中国社会的良药。”就自然而然地从坟地里奔出来了。
（八）“欲扬先抑”和“欲抑先扬”法这种创作技巧是，作者把自己准备着力表现的人物，不妨先压一压，就如伸出去打人的拳头，先缩一缩。这样，击出去，更有力；而准备贬低的人物，则不妨先让他“威风威风”，然后，让他从“威风岭”上掉下来，便“摔”得更惨。
这里，先看看“欲扬先抑”的典型例子，它就是马烽写的《我的第一个上级》。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县农建局的田副局长。从表面看，这个老田衣冠不整，披个烂棉袄，无精打采，疲疲塌塌，慢慢吞吞，简直不象个领导样子。
可随着作品的逐步深入，突然异峰崛起：他在海门决堤抢险过程中，熟谙全局，胸有成竹，果敢勇猛，不顾1954年防汛中患上的、一直没有好的、十分严重的关节炎，身先士卒地带头在大风大浪中搏斗，一直到战胜险情才收兵！作品正是运用“先抑后扬”的手法，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主义英雄人物。
而“欲抑先扬”的例子，各类小说中都有，象《水浒》中的“武松醉打蒋门神”，作者先把蒋门神描绘得如何厉害，如何了不得，很多武艺高强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这是”先扬“，可武松一出场，几个回合，蒋门神就趴下了：一方面衬托了武松威武，一方面也把蒋门神欺软怕硬的虚弱本质揭露无遗。这两种写法常常是交＊使用，互辅互补。
（九）“盆中藏月，以小见大”法用这个技法的小说，一般题材单纯，场景单一，人物较少，情节相对来讲也比较平淡。但如何从单纯的题材和不长的篇幅里塑造丰满的形象和挖掘出较深的主题，就得“盆中藏月，以小见大”了。
下面是作家叶文玲用此法结构的《藤椅》简介：一个中学教师杨健，领回了学校发给他的一把新藤椅，全家都感到高兴。可高兴之后，大家想，新藤椅往哪儿放呢？这个三代同堂、老幼六口住的15平方米的房间里，现在是连一把椅子也挤不进去了。于是，老杨只好婉惜地将藤椅退给学校。
看，这个作品，一无传奇色彩，二无复杂的情节，就这么平凡人小事，就这么平铺直叙，就这么淡淡然，凄凄然……但它确实震撼了读者的心！解放三十年了，一直勤勤恳恳干教育事业的杨老师一家，为什么还窝在蜗牛似的小房里？诚然，是“四人帮”十年的“愚民”政策，是“白卷大王”散发的精神污染……
除此之外，我们是不是应该清醒清醒，尽快地、实实在在地清除这些“愚民”的余毒和“白卷”的偏见！让藤椅、还有比藤椅更重要的东西能来到杨老师的家呢？！大海能容下皎明的月亮，小小的一盆水也能容下皎明的月亮，如何以小见大，一叶报春，就看作者运用此法的功力了。
（十）“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法这是讲小说收尾的技巧。故事的开头好，发展好，但最后一个音符，最后一抹油彩，最后一个标点处理若不当，也会虎头蛇尾，归之失败。因为这不仅是作品的落脚处，还需把作品最精粹的地方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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