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飞快，眼瞅着1895年就要过去了，这一年生的意想不到的事，可真是太多了。
由于出了上次的事，孙纲担心朝廷对海军的“创收”行动有异议，所以一直对朝中的消息极为关注，果然不出所料，不多久，翁师傅就指使御史言官上奏，说海军“各舰挟带私货，以训练护航为名，行走私贪污之实”，又说“每至他国港口，各舰管带率众淫赌于岸上，去船者有半，至夜不归”，还说“因有巨利可图，各舰皆离海口，各地军港竟无一舰守卫”也不知他们都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让孙纲无比“佩服”这帮言官们的想象力。
中堂大人当然不能任由他们在哪里胡言乱语，有理有据地展开了反驳，“海军为商民护航乃天经地义之事，观世界诸国莫不如此，非为得利，抚万民，布国威于四海耳，”他拿出了北洋诸舰从古巴，秘鲁带回的当地华人赠送的“万民伞”“万民旗”，说“古巴，秘鲁等国华工，闻我水师来，无不欢呼雀跃，相拥而泣，如见亲人，何也？感朝廷不忘之恩也，彼国见我水师来，畏我军威，亦不敢欺压我民，使在水火之十数万人华人将死而得生，知朝廷于绝岛穷荒，尚不忍一夫所失，何况大清之万民！”指出了海军护航抚侨对稳定社会展的重大政治意义，又说“海军得护航之费，皆入海军专款，以为诸舰维护之用，所省经费实多，”指出这样做的目地是为了缓解朝廷的财政压力，然后又说“护航之舰多系快船潜艇，各军主舰皆守口护岸，未有擅离者”，指出那些言官们妄加指责，实属无中生有，这样一来，这一回“论战”，中堂大人又赢了。
但事后李鸿章曾对孙纲说道：“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
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脚步，每向前一次，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顽固势力绊在哪里！
“我让军情处‘驻京办’列了个名单，包括目前可能拖咱们后腿的所有这样那样的顽固们。”马玥曾经很认真地对他说道，“京官和地方官加起来也就几百个吧，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可以让他们在一个月内全部消失。”
孙纲又一次泪流满面，“后腿派”官员们全体逃过一劫。
“关键是在于这个国家目前的某些体制，”孙纲为了不让“手握重兵”的爱妻作出什么“过激”的举动，“耐心”地对她解释道，“杀掉这一大帮不要紧，科举考试就又会提拔上来一大批，你杀得完么？”
“我说上次朝廷不是罢了一批么，这次又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马玥恍然大悟，点头说道，“你的意思是毛病是出在制度上。”
“可以这么说，”孙纲说道，“主要问题还是出在思想意识上，通过部分制度的变革可以促进思想意识的改变。”
“怎么才能快点促进从上到下的思想意识的觉醒呢？”爱妻很认真地问道，“现在这个样子变得可是太让人闹心了。”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孙纲的嘴角露出一丝奇怪的笑容，
“是什么？”她盯着他问道，
“那就是，”孙纲一字一字地说道，
“战争。”
“我看你现在有希特勒化的倾向。”马玥听了孙纲的话吓了一大跳，说道，
“这是咱们俩私下里这么说啊，我从没和别人讲过，”孙纲看着她笑道，“如果不是鸦片战争敲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国人还要沉睡多久？如果不是甲午海战让中国人意识到了海军和海权的重要，中国是不是就此滑向深渊了？”
“我明白了，就象一个沉睡的人，你没法子喊醒他，就只能用锥子扎了，是吧？”马玥立刻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表示她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可是，这大清国周围的锥子也太多了。”
“所以，怎么能把人扎‘醒’而不至于扎‘死’，是一个很不好解决的问题。”孙纲说道，“我现在防的，就是身边的两个大锥子别这么快的扎过来，给我让点时间，让我把家伙准备好。”
“俄国和日本，哪个都够你喝一壶的。”马玥说道，“对了，军情处在日本的人探来的消息，日本人好象也在自制军舰，而且还在买呢，只是多大的不清楚，不知道违没违反条约。”
“中堂大人现在正向日本交涉那两艘已经转售的战列舰的事，”孙纲说道，“他知道我不放心这个。”
“也是大清6军太不争气，”马玥说道，“要是能稍微强一些，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打过去了？”
“6军里也有好汉子，象聂将军（士成），左将军（宝贵），马将军（玉昆），只是他们脑中缺乏近代军事思想，这回朝廷要编练武卫军，请德国人来帮助训练，应该有些进步了。”孙纲说道，前些天他已经知道了，朝廷将聂士成宋庆等部调回和北洋6军及部分淮军一起组成武卫三军，以德法操练，编制也仿德制，武器装备也都采用德国6军的，在孙纲看来，是大清6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拙劣表现刺痛了朝廷（大清6军的现状表明，不但根本无法迎击外国侵略者，甚至连农民的骚乱都应付不了），朝廷才想建立一支真正的国防军的。
大清6军自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后，多数部队都没有经过较大的战事（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役和中法战争只是少数部队参战），过久的升平岁月使本来战斗力就不高的大清6军更加，“兵则半属空名，操则虚应故事”，“宿将久经凋谢，继起者非其亲戚，即其子弟，均为未经战阵之人，补伍皆以贿成，扣饷早怀积怨，骄奢居人先，战斗居人后”，四川提督宋庆就指出，6军将领“平日威德不行，士卒不服，见敌辄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杀之不止”，“一经战斗，官则惊惶失措，勇则四散奔逃”，各军皆然。随军助战的武备学堂学生在战后指出，他们“往历前敌，亲见备军致败情况，实由将帅不善训练，士卒不常操习，火器不能研究，枪炮不度远迩，地势不细测量，住扎不设营垒”，“三省练军大半旗兵之居城市者，平日居烟酒行赌，沉溺忘返，其官长士兵无人无烟癖，军容之劣，鲜有出其右者。军装之外，腰间皆斜插烟枪一枝，见者无不噱”，这样的部队，即使装备了再先进的武器，也是挥不出应有的作用的。
即使是士气和军容装备较好的部队，因为缺乏有经验并懂得近代军事理论的指挥官，战斗力也是大打折扣的。甲午战争中，清军敢与同日军较量的指挥官脑子里都是国内战争时期的“老经验”，在进攻时仍沿用冷兵器时代集团冲锋的战法（后世里的好多军事题材电影也是这么拍的，不知道是导演不懂还是以为战争就应当是这个样子的？），一拥而上，而且往往在1ooo米以外的远距离就开始胡乱射击，日军则以密集火力在近距离猛烈射击（好象还规定每人只能用8子弹！），给予清军以重大杀伤。在防守时，清军的军官们只注意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即使正面也无纵深兵力和火力配备。日军只要从侧翼出击，即可迫使清军全线崩溃。据观战的外国人说，“差不多中国人每一次打算守住阵地时，都因为被敌人迂回到他们的侧翼而被迫后退，中国人简直不知道该怎样防御自己”。在火炮的使用方面，问题尤为严重，一是参战各部不相统属，火炮配属于各部队，不能集中使用。日军则不论火炮多寡，一律集中使用以加强火力。二是不懂步炮协同作战的原理，炮兵阵地总是选择在“第一线步兵阵地内或其间隙。因此，火炮成为显著的目标，在战斗的初期阶段，屡次被日本炮兵破坏”。清军指挥官中也有个别人在战争实践中总结了教训，提出了改进意见，如聂士成即多次指出：“前次失利，皆由我炮未聚一处，各营顾已失机。倭炮不拘多寡，用则一处齐”。可是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前敌将领仍是我行素。清军宋庆部曾奋勇作战，炮兵的表现也是相当出色的，但由于使用不当，被日军快炮“照准丛击”，所带火炮5门被击毁4门，很快丧失了作战能力。依克唐阿的镇边军又接着重蹈覆辙，被击毁火炮5门，全军溃退。好在这些清军将领总算从血淋淋的教训中醒悟了过来，反攻海城时，清军将所有的1oo余门各种火炮集中起来使用，结果挥了巨大的威力，夺回了海城，还算找回了些“场子”。当时，有的西方军事观察家就说：“中国6军的指挥官在基本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方面，显示出可悲的无知”，“假使军事长官们有一些现代军事的知识，中国6军也许会给予日本方面以有用的损害，但是它的军官们差一点否定了它一切成功的可能性”。
如果这个国家从上到下不改变对西方科技的态度，即使这一次甲午战争因为他这只小小蝴蝶的原因战胜了，面对下一次可能爆的战争，也还是会失败的！
那么，他现在能改变这一切吗？
想起李鸿章和那些务实派官员们每次行动所遇到的挫折，孙纲的心里不由得阵阵冷。
算了，还是多关心关心正在建造中的战列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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