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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ct片来看，对冲伤明显。颅骨骨折线连贯为线形，贯穿枕部，这样的损伤必须是和有一定接触面积的钝物接触才能形成，而且应该是经过了减速作用。”我说，“显而易见，是伤者说了假话，他的伤不是被打的，而是摔出来的。”
说完，会议桌周围的几名法医都点头认可。
“既然这样，那就不宜参照人体轻重伤鉴定标准进行伤情鉴定。”胡科长说。
其实这并不是在尸检，而是在进行伤情鉴定会诊。
伤情鉴定是法医的另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的难度一点儿也不亚于命案侦破。一方面伤情鉴定牵涉纠纷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之争，所以无论做出什么结论，总会有一方不服，会认为对自己不公，然后猜测说法医有徇私舞弊的嫌疑。另一方面，因为很多损伤伤及内脏、骨骼，法医不能像检验尸体那样得到直观的认识，而是要通过医学知识、医学影像学资料对活体的伤情进行诊断，并对照伤情鉴定标准进行鉴定。
省城的法医实力很强，但是对于伤情鉴定也丝毫不敢怠慢，为了尽可能地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客观和公正，省城公安局法医部门会利用地理优势，定期邀请省公安厅、市检察院的法医共同对一些疑难的伤情鉴定进行会诊，尤其是接近伤情鉴定标准线的伤情，通过集思广益更能体现鉴定的透明和公正。同时，各部门的法医也通过这种类型的会诊工作，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统一对伤情鉴定标准的理解度。
这一段时间，省城的伤情鉴定数量突然减少，疑难案件数也大大降低，所以这一次的会诊工作只有这么一起案件。
案件很简单，是两个人发生纠纷，没有其他的目击证人。伤者报案的时候称是行为人用砖头砸伤了他的后脑勺，而行为人称是伤者追逐他进行殴打的时候自己滑倒摔了个四仰八叉。于是办案单位向市公安局提供了伤者的病历材料，要求法医解决致伤方式的问题。法医简单的一纸鉴定，却可以分辨出这个案件中谁才是真正的“恶人”。听上去很神奇，但是法医的肩上担负着千斤重担。“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这是师父对伤情鉴定的解读。
会诊结束后，我和胡科长在办公室里拉家常。胡科长是我工作前实习的带教老师，如今一晃数年，他的鬓角也染上了白霜。
“最近案件好少啊，都有点儿闲得发慌了。”胡科长笑着说。
“我翻了你们的登记表，这一个月来，你们收了60起伤情鉴定，还闲得发慌？”我说。
“我们每年受理伤情鉴定都是1000多起，这个月才收60起，你算算是不是闲了很多？”胡科长掰起了指头，“不过，咱省城有个规律，一旦伤情鉴定少了，就是要有难度大的命案了。不过最近好像还算平静。”
不是我迷信，但是干法医的确实忌讳这样的话，虽然我也被称为“乌鸦嘴”，但是乌鸦嘴的法医绝对不止我一个。听完胡科长的话后，我突然后背冒了一身冷汗，冷汗还没消去，胡科长办公室的电话就应景地响了起来。
胡科长接着电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从惊讶到凝重。挂了电话，他说：“真邪门儿，我这破嘴。”
“有命案？”虽然祈愿天下太平，但是听说有命案，还是有一股冲劲儿涌上心头。
“西郊城际铁路高架下面的小楼，死了一对年轻夫妇，据说惨不忍睹。”
胡科长皱起了眉头。
我拿出手机看了下日历：“明天周末，不如我向师父汇报一下，我和你们一起出勘现场、侦办此案吧？”
“那是最好不过了。”胡科长高兴地说，“走，出发。”
省城不大，我们却也开了40分钟车才到达现场。一路上经过了繁华的市区，经过了寂静的农田，又经过了一片破旧的村落，最后我们才抵达了现场。
和命案带来的压抑气氛截然不同，这里看上去像一片世外桃源，初春时节花香四溢，旺盛的植物簇拥着绿化带中央的3栋联排别墅，我们刚刚靠近，就被大自然的芬芳笼罩了。
我绕着别墅的围墙走了一截，问：“怎么会有人在这里盖这么好的房子？难道有内幕知道这里会被开发？离市区不近啊。”
“这块地是一个小老板的，之前作为苗圃，后来这里盖了高铁高架，征了他的地，他也算赚了一大笔改行了。”辖区派出所民警说。
“他住这里？”我站在旁边的一个小土坡上，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别墅的周围有近10亩地种着各种植物。苗圃的边缘连接着刚才经过的那片破旧的村落，和小村的矮墙砖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老板转了行，这片苗圃就给了他妹妹打理，并且在这里投资了3栋联排别墅，说是以后能开发起来的话就赚钱，开发不起来，也正好是自己家老人颐养天年的好地方。目前小老板自己倒不住在这里，他的妹妹和妹夫住在这里打理苗圃。”
“也就是说，这3栋别墅有2栋是空着的？”我问。
民警指着最西边的别墅说：“是的。完全是空的，都没装修。只有这一栋简单装修了一下，小老板的妹妹柏长青两口子住这里，也是隔三岔五地住，周末肯定是回市里的。”
我点了点头：“柏长青是死者？”
民警说：“技术部门同志正在技术开锁，您可以看看一楼卧室的窗户。”
我戴上了现场勘查装备，顺着民警手指的方向走到了一扇装着严实的防盗窗的窗户边，探头向屋内望去。
窗户上挂着窗帘，遮挡了一部分视线，但从窗帘的一角，隐约能窥见一只戴着银白色手链的雪白的胳膊无力地瘫在地上，手背上沾满了血迹。从手臂上明显的尸斑和屋内发出的腐败的臭味看，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强行破门抢救了。
我看了看正在开锁的民警，又退了回来，问派出所民警：“什么情况？”
“3天前，25号下午，在外地做生意的柏老板给他的妹夫周方打了电话，问了一些苗圃的情况。周方称自己摔了一跤，脚踝骨折脱位，已经卧床一周了，他说等到26号上午再让柏长青给她哥哥打电话说说苗圃的事儿。”
“26号，她没有打电话是吧？”胡科长插话道。
“是的。”民警说，“柏老板打电话过去的时候，电话无法接通。柏老板说柏长青从来不会关手机，更不应该无法接通，就叫他在省城公司的秘书开车过来看了一眼。秘书发现门是从外面锁好的，恰巧26号是周六，小夫妇应该回城了，所以也没在意。秘书回到城里他们的住处，发现也没有人开门，就向柏老板反馈了消息。柏老板一直忐忑不安，打了3天的电话，一直是无法接通的状态，今天又差了秘书过来看。秘书来了发现门依旧和3天前一样是锁着的，就从一楼的窗帘缝里往里看，发现了一只死人的手。”
“锁打开了，这锁真是难开，好锁啊。”刚刚听完案件前期情况，开锁的民警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胡科长和我一起走到了别墅的大门口，看见两名民警拿着一只造型别致的挂锁，正在擦着头上的汗：“这种防盗门真是安全，有暗锁，还有挂锁。这种挂锁是和这类防盗门配套的，出门时可以挂在外面加一层锁，晚上在家可以挂在门里面锁上。”
“你是说，这个锁肯定是死者家里的了？”胡科长说。
“是的，完全可以确定。”
“那就请你们用勘查踏板先进去看看吧。”胡科长转头和站在一旁的痕检员说。
省城市公安局尽是训练有素的现场勘查员。痕检员麻利地挎上勘查踏板，一步一放板，很快就进入了现场的卧室。不一会儿，痕检员沿着摆好的勘查踏板走出了现场，一脸沮丧地说：“已确认，两名死者。”
胡科长脸上的肌肉抖动了一下，为自己刚才在办公室的话而感到后悔：
“早上不该说不该说的话。”
“我说吧，这种事儿不信邪不行的。”我一边说，一边换掉已经脏了的鞋套，站起身来挺挺胸，怀着一种神圣的感觉，走进了现场。
一走进别墅大门，一股血腥味夹杂着腐败的气息扑鼻而来。“这个天气，不应该腐败得这么快啊？”我揉了揉鼻子。这个初春的季节，3天时间应该不至于高度腐败。
这是一个标准结构的小别墅。一楼是一个大客厅以及厨房和卫生间，还有一间卧室，二楼是两个房间。一楼还被简单装潢过，通往二楼的楼梯再往上就都是毛坯房了。看痕检员们都在中心现场――卧室里仔细地检查着地面上的痕迹，我和胡科长先用踏板登到了二楼。
二楼很平静，因为是毛坯房，地面条件很差，几乎什么也发现不了。我和胡科长仔细检查了二楼的窗户，无一例外都是锁闭的。
“一楼有防盗窗，二楼的窗户都是锁闭的，难道凶手是从门进来的？”我觉得十分奇怪，“一楼的防盗门是双重保险的，在家的时候，都会从里面锁上挂锁。即便是神偷，也进不来啊。”
胡科长听我这么一说，看着我说：“你这么快就能看出是盗窃案件？”
话还没有说完，楼下的痕检员在楼梯口喊我们：“胡科长，张局长到了，让我们尽快勘查，然后汇报基本情况，以便进一步走访调查。”
“楼下看了是什么情况？”胡科长也对着楼梯口喊道。
“两名死者，初步断定是柏长青和她的丈夫周方。”痕检员说，“现场毫无翻乱，不像是盗窃案件。”
胡科长一听，对我说，“哈哈，你判断错了。”我耸耸肩膀，说：“你自己理解的，我可没说我认为是盗窃案件。我只是想表达一下那个锁的质量很好。”
胡科长龇牙一笑，算是鄙视我的狡辩，继而又探头对楼下说，“楼上的窗户都是密闭的，犯罪分子的出入口还是要研究的。”
“出口没问题。”我说，“肯定是犯罪分子杀人后从大门离开，离开的时候锁了门。”
胡科长想了想，点了点头：“嗯，只有这种可能了。但是挂锁需要钥匙才能打开、锁闭，凶手怎么会有挂锁的钥匙呢？你下去，把痕检科的吴科长换上来，我和吴科长再排除一下从二楼进入的可能性。”
我沿着踏板走下楼，喊了吴科长上楼，自己留在客厅里仔细地看着。
客厅里有个撕页式的挂历，挂历显示是26日。挂历下放着一只烟灰缸，烟灰缸里没有烟头，只有一团揉成团的纸。我小心地展开纸团，原来是一张刚刚被撕下的日历，日历上写着“25日”。我把纸团和挂历做了拼接，确实是从挂历上撕扯下来的无疑。
大门口的墙上钉着一枚水泥钉，在雪白的墙壁上格外显眼，我走过去仔细看了看水泥钉和它的位置，对楼上喊道：“胡科长，出口没问题了，挂锁的钥匙应该是挂在门口一枚水泥钉上的，所以凶手才可以顺利地出门，并从门外将挂锁锁上。”
胡科长没有应声，看来对这个信息并不感兴趣。
我简单地看了卫生间和厨房，没什么有价值的发现。这时候一名年轻的痕检员走出卧室，我说：“对了，你看看大门挂锁和内侧的暗锁把手上有没有什么可用的痕迹。”
看着痕检员一脸茫然的样子，我笑着说：“目前看，凶手是从大门出去的，他必须要拉门把手才能走啊。”
说完，我走进了中心现场，眼前突然一个黑影闪过，我定睛一看，原来是苍蝇，再仔细看看尸体，着实吓了一跳。
一具男性尸体躺在床上，被子被掀开，露出他身上整齐的睡衣睡裤，他的右脚踝处包裹着白色的纱布，纱布的间隙里露出一只蜡黄的脚。我突然想起民警介绍的案情，周方在一周前扭伤了右脚踝，看来这名死者就应该是周方了。
床另一边的地面上躺着一具女性尸体，同样也穿着睡衣睡裤，只是睡衣的纽扣全部解开，露出沾染了血迹的乳房和肚皮，依稀可见到伤口。
“看来他们是25号晚上睡觉了以后遇害的。”我说。
“啊？是怎么看出来的？”痕检员问道，“是通过腐败程度吗？”
我摇了摇头，说：“不是。客厅有本日历，可以看出是25号晚上撕下了25日的那一页，结合死者的衣着，就得出结论喽。”
痕检员笑了笑说：“哦，我说呢，这尸体腐败得很奇怪，应该是看不出时间的。”
我走近尸体，仔细看了下尸体的头颅，眼前的两具尸体简直已经是面目全非，黑乎乎的面孔上完全看不清五官，两具尸体的头颅下方都是大片血迹。原来两具尸体的头面部都被乱刀砍烂，眼珠都鼓出了眼眶，碎裂的牙齿黏附在下巴上，鼻子也歪在一旁，已经无法分辨面容了。尸体的颈部都被完全割开，露出白森森的气管。尸体头面部和颈部的诸多创口连接在一起形成的偌大的创口敞开着，创口里偶尔可见白色的蛆虫在蠕动。
“腐败程度奇怪是有原因的。”我知道痕检员的意思，他们见过整尸腐败的，却没有见过类似眼前这两具尸体头面部高度腐败，而身体却丝毫没有腐败的。我从勘查箱里拿出了酒精棉球，擦拭了女死者胸口的血迹，露出雪白的皮肤。
“看，其余的组织并没有腐败得很厉害。”我说，“只是头面部高度腐败，头面部的腐败程度和其余位置大相径庭，你说的奇怪就是指这个吧？”
年轻的痕检员点了点头。
我说：“我们可以注意到，头面部的软组织被完全砍开了，大量失血。而尸体所在的位置头部下方都有大量的血泊。浸泡在血泊里、暴露在空气中的皮下组织自然会腐败得比其他部位要快。”
我看身旁的王法医点头赞同了我的意见，拿出了勘查箱里的镊子，捏起创口里的一只白色的蛆，放到一个装了酒精的试管里。不一会儿，蛆就不再挣扎了。我又用镊子取出已死的蛆虫，用比例尺仔细地量了量，说：“夏天蛆虫每天生长毫米，这个季节要慢一些。这个蛆虫只有不到2毫米，用昆虫学计算死亡时间，也应该是3天左右。”
痕检员看到我把一只尸体里的蛆弄来弄去，不禁感到一阵恶心，干呕了一下。
我笑着说：“案件性质可有什么初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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