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老二的出生，童建国和赵君又开始重启屎屁尿的营生。
这老二比老大难对付多了，能吃能拉、嗓门儿也大。
不把小两口折腾的昏头涨脑，他不带消停的。
最惨的是不到两岁的老大。
因为家里还有个半身不遂的老人。
毕馥丽没法照顾外甥。
只能把他发配到奶奶家去了。
一次次半夜惊醒，看着襁褓中的婴儿，童建国都忍不住哀叹：“这啥时是个头儿？”
赵君倒不着急：“有苗不愁长嘛。”
养孩子真是比干企业麻烦多了。
算上冷库的话，最近两三年童建国已经干了四个企业了。
拉链厂的厂房眼下已经打好地基，正在拔地而起了。
虽然离投产还得些日子，才东亮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每天不是在研究拉链生产的相关工艺，就是在联络购买生产机器的事儿。
拉链看起来很简单，只有三样主要的东西。
拉链布，拉链头，拉链齿。
拉链布就不能用普通的布。
不然扯巴扯巴走形了就麻烦了。
但也不能用像帆布、牛津布那样坚硬的布。
因为它必须有一定的柔韧性。
拉链布找到后只需要自己裁剪就可以了。
拉链齿和拉链头却需要自己加工。
这两样小东西也涉及十几道工艺、五六种大中型机械。
这会儿的机械很少有全自动的，要想提高生产效率，就得在工艺上下功夫。
不然的话，拉链厂连箱包厂的拉链都供应不上，还谈什么开拓全国市场。
才东亮的户籍迁到苏屯村来以后，在童建国建议下，他花600元买了一套农家院。
这农家院跟城里的房子差不多。
有水有电，只是没有公共厕所，家家户户都在自家院门旁弄个简易厕所。
搬来后没多久，才东亮就把几样机器搬到自家院子里，每日研究生产工艺。
“怎么样？小才？”
童建国打量着他的小院子。
才东亮愁眉苦脸地：“不太行啊，速度太慢，良品率也不高。”
“慢慢来，离正式投产还且得些日子呢。”
才东亮本身是首饰匠，他要是都觉得制作拉链不那么快捷，别人就更笨拙了。
在别的拉链厂里，生产工人至少得学徒半年。
才东亮就想摸索出一套更便捷的工艺，让工人可以短时期内上手。
“孩子上学办的怎么样了？”
“嗯，苏支书挺帮忙的，下个星期两个娃就能上学了。”
才东亮比童建国小两三岁，但已经有四个娃了。
大的两个一个上小学四年级，一个上小学二年级。
小的两个，一个满地乱跑，一个蹒跚学步了。
才东亮的妹子在帮着带两个小的。
“等年底咱们建联合幼儿园了，就让你妹子到幼儿园干，看孩子还有钱赚。”
“谢谢啊！俺家妹子最喜欢小孩儿了。”
随着天气渐暖，罐头厂和箱包厂的两个广告也快到期了。
罐头厂是在《辽省青年》上打的，拉杆儿箱是在央视上打的。
《辽省青年》还好说，双方都很满意，愿意长期合作，至少先刊登一年。
央视的广告就不容易了。
《大西洋底来的人》热播以后，拉杆儿箱的广告也事半功倍。
人们街头巷议电视剧的同时，也谈论着那种美观又时髦的红星牌拉杆箱。
电视台的高层觉得自己把黄金时段的广告位卖了白菜价。
那些能搭上关系的商家也觉得自己看走眼了，错过一次广而告之的大好时机。
眼看着《大西洋底来的人》已经播放过半了，他们也开始上下活动，抢夺下一部美剧的广告时段。
纪科长倒是信誓旦旦：“放心，童总，这个时段是你最先发现的，怎么也应该优先你。”
“别，别，这个时段现在已经成了唐僧肉了，谁都想挤进来，您也别太为难了。”
“没啥为难的，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一天，我就做得了这个主。”
“嗯，谢谢你。不过，我感觉下一部电视剧未必能贴合我们的广告产品。”
“哦？”
纪科长顿时来了精神。
“莫非童总您已经知道下一部电视剧是什么了？”
“哪里，哪里，你们台长恐怕都未必知道吧。”
“我们台长哪跟上的您啊，您上面有人，我早看出来了。”
“别，别，别这么说。反正离《大西洋底来的人》播放完还有些日子，到时候再说吧。”
“好吧。”
这会儿我朝和美国处于蜜月期，大量从美国引进影视作品。
《大西洋底来的人》播放完毕后，下一部播放的美剧是《加里森敢死队》。
这部电视剧也将成为一个现象级的文化符号。
但它也成了一个黑天鹅，童建国要继续追着它刊登广告，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品牌形象。
若干年后，很多人说《加里森敢死队》教坏了一代青少年。
甚至把捌三年严厉打击也归咎于这部电视剧。
这些人不是蠢就是坏。
如果影视作品或者游戏书籍能把人教坏，那是因为那个人本来就是坏的。
他们本来就想做某件事，只是需要给自己找一个台阶而已。
就像叶淑珍，她本来就要把童建义送人。
至于童建义打翻的是一桶油还是一瓶醋，那又有什么关系？
说到影视游戏诲淫诲盗的功能。
几乎所有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兴奋点。
直男能从女性的一段手臂上找到兴奋点。
基佬也有可能因为一段摔跤比赛而亢奋不已，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你能因此归罪于女性手臂或者摔跤比赛吗？
实际上，捌三年年初，发生在内猛某青年点的那次大开杀戒的事件，当事者根本没机会看电视剧。
他们一方面品行卑劣，另一方面觉得自己永远回不了城了，索性破罐子破摔。
从1977年，上山下乡的知青陆续回城了。
先是童建国他们这样下乡10年左右的老知青。
接着是各方面表现优异的知青。
最后是普遍现象。
而这部分回城的知青绝大多数都找不到工作。
到1980年夏天，全国的城市待业青年达到前所未有的200万。
这200万人跟后世相比显得微乎其微。
但在这个城市化率连百分之二三十都达不到的时代，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领导们都盯上了这两百万。
群防群控成了他们优先考虑的问题。
最令童建国万万没想到是，自己身为精英人士，也成了整个大棋盘里的一个小目标。